书籍介绍
颜元被认为是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学界之前对他的研究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其思想进行“现代化”误读,二是在深度上开掘有限。本书另辟蹊径,从思想史、生活史相交融的角度,讨论了一个“乡里的圣人”所具有的思想史价值。
相对于传统思想史以“新观点”的提出作为衡量尺度的做法,本书试图提出一种将“平庸的思想者”纳入思想史研究中的思路。
此外,本书亦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识,广泛采用了“心理史学”“具身认知”等理论,并借鉴了民间文学研究的做法,以期开掘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另辟蹊径,从生活史视角重审颜元
- 探讨平庸思想者在思想史中的价值
- 运用心理史学解析个人经历与思想
适合谁读
- 明清思想史与历史学研究者
- 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儒家文化及士人精神世界的读者
读前提醒
- 需具备一定明清思想史基础知识
- 关注作者如何平衡史料与心理推测
- 留意书中对传统思想史范式的反思
读者共识
- 文风晓畅流利,阅读体验舒适流畅
- 理论借用分寸得当,非生硬套用
- 部分读者认为内容略显未完成感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颜元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于,他一向提倡关注现实,反对士人做个“自了汉”。但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动荡,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冲击,甚至是身边发生的事件,如满人在河北的“圈占”,只是偶尔出现在他笔下,并未成为其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对一个关心民瘼的儒者来说,这种“沉默”不同寻常。其中可能不无自保意味,但亦和他终身为朱子学所困有关。他与朱子划清界限的意识太过鲜明,在在处处与之立异,反在不自觉中为“对手”的运思方式塑造。朱子多讲读书,习斋便讲习行;然而其习行仍在书斋里进行,针对的还是 读书人。再从其著作看,无论是议题,还是术语、立论方式, 也无不在理学的辐射范围内。他批判理学家空言心性,其实不无误解;而他从理学"
- "颜元之学,以“习”字为宗旨。一般认为,他所说的“习”主要是“实习”“习行”之意,而这又是针对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工夫论,及王学兴起后儒者直面大众的“讲学”之风而发。の他认为,上古三代,学术只在六府(金、本、水、火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乡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任、恤;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外此即是“异端”。这些内容不像理学家感兴趣的 “性与天道”,可以肆口空谈,而必须身体力行。其中,他自己的日常努力,尤在“六艺”,特别是习“礼”方面。同时,这个意义上的“习”字也有重实用和功利的意思。晚近学者称习斋是明清“实学”的代表人物,就是从"
- "我的看法是,历史上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如同颜元一样的,甚至是比他更为“肤浅”的思想者。若以原创性与深刻性为标准,势必要将他们排除在思想史的论述之外。但如此一来,思想史的议题将日趋狭窄,有些重要现象也很难解释:少数人头脑中的思想风暴,怎样成为多数人心中不问自明的“常识”?反过来,为何有些被后人认为极其精彩的言论(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却难以真正变为当时公众的日常?纸面和实践之间的落差,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要闻明这些问题,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町住少数特出角色。如同珠穆朗玛峰只有在青藏高原才能出现,思想大师既是对其所在时代平均思想海拔的超越,也无法离开后者这一根基。"
- "余先生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儒家相信人人可以成圣,那与外在的职业、地位无关。哪怕一个端茶童子,能够尽到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有益于人,也可以说是圣人一“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而这也让我想起颜元的话:即使不能做到整体的“圣人”,只能得圣人之“一端”,亦是“得尺是尺,得寸是寸”。圣人毕竟“是我做得”的。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曾借托马斯·曼的一句语式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里面那个“我”字,便可指任意一个人。此外,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又全因每一个自居为“中国人”的“我”身上所焕发的那种“文章光华礼仪”。我们无法把自己归入“狼”族,化作禽兽。"
- "在颜元心中,每一个家庭都是绳绳相、绵绵无绝的人伦统序里的一个节点。这样,个人就成为天地不息生机的一部分,而获得终极意义。凡逸出此人伦者,皆是离散在外的游子,需要有人将其领回故乡。"
- "事实上,对于把学问和生活打成一片的颜元来说,学脉意识和学统观念不但互为隐喻,甚至根本渗入彼此的内涵:践行孝道既是在肯定自己的血脉,也是用实际行动维续儒家的道统,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无法切割。"
- "孝道要求的极端化很容易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颜元本人就是一个例证,而他又积极推动了这种价值的实践,以之组织他的思想。其学术中的三个要点——推尊躬行践履、强调气质不恶、排斥佛老异端,无一不受其特定身世体验和人伦困境的影响。"
- "人们运用已有的思想,通过自身的实践和体会,使其焕发出(也许只有对个人具有的)意义。……颜元应和了他那个时代思想的风向,然而,除了对程朱理学加以革命的言论,在真正的建设性方面,他很难说有什么特别原创性的突破。他所说的,大都是儒家典籍中的常言……它们带着他的“体温”,离开他本人,就将丧失活力,而颜元也将沦问他自己所最讨厌的“文人”、“书生”。"
作者简介
王东杰,河南濮阳人,历史学博士,曾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2005)、《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2016)、《历史▪声音▪学问:近代中国文化的脉延与异变》(2018)、《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201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