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远处（十三邀Ⅱ）

钟叔河：但是我有一点，就是我希望能够自由地看书，看我想看的书，自由地说话。不久以前我在找这些老照片，找出一本，就在我写信给周作人之后不久的事。我被抓去坐牢以前，我们四个人，包括朱正在内的四个人被称为一个小集团，有个叫张志浩的找到了一本郁达夫的诗集。又有个人叫俞润泉，一个通宵还是两个通宵，白天要干活，他就通宵复写了四份，那么厚一本。我记得当时这四份给我们四个一人一本拿在一起看时也是很高兴的。俞润泉还在我的书上面写了几句题跋，“锺生日行于市，欲觅奇书，虽大饼之堆于前，粮票之垒于侧。亦无此乐也”。所以当了“右派”也并不是说天天愁眉苦脸，等着死，不是那样的，那样是活不到现在的。原来我跟朱纯（妻子）说，“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这是我的原话，确实我是这么想的。

看自序，许知远的文风一如既往，觉得有点好笑，但必须承认我也曾经喜欢过、模仿过，这类元素目前为止也没完全清空。但他是个蛮不错的采访者、对话者，最喜欢钟叔河、钱理群和葛兆光三篇，聊得最深入充分（虽然我已经很明白越是暴露越是可能是更狡猾的隐藏）。

都啥年代了，还是这几个老头

记得这一卷中，第一篇编辑的是葛兆光老师。采访从东京到贵州凯里，素材特别多，最后整理出来word字数将近四万字，小半本书了。虽然是采访稿，但也不妨视为一部口述史，记录下他们的生命历程、思想转变，还有某种精神内核。他们的智识当然令我惊叹，但更惊叹的是他们的生命力，充沛的能量。我很喜欢书中的几个结尾。比如傅高义，他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许多努力。结尾他说，我不会放弃努力的。但我们知道，那之后不久，他去世了。还有何怀宏老师，我其实也编辑过他的专著，但这里面让我意外看到一个有点忧伤的他。结尾他在海边背诵聂鲁达的诗，许知远回以《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海，诗歌，公理，正义，这也是《站在历史的远处》这一卷的结尾。

我喜欢王赓武与钟叔河～

看到这些学者的夫人们，她们的梦想和牺牲被几个问题带过，很遗憾…… 很期待女性视角对大佬们的夫人展开一次访谈

宏大叙事与个人体验之交汇，但我觉得许知远问问题的能力比较一般。

好的学者，总是仰望星空又脚踩大地，从思想的无限回到日常的有限，他们是认清了大命运的西西弗，仍然义无反顾推着石头向上。

听听文史哲的老人们分享人生智慧还是很受益的，特别是字里行间有很多在这个时代无法明说的言外之意。葛兆光的访谈最充分也最有启发，王赓武的访谈从海外华人视角提供了新视野。本来觉得何怀宏的访谈篇幅太浅，但最后他那段话表达了跟我很相似的价值观：“我想，当你有这样的思想，比如人类也终将灭亡，那就不太执着于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可以既投入又超脱。……个人很渺小，甚至人类也依然渺小，这是奥勒留反复提到的，但是这不影响他履行作为一个罗马皇帝和罗马公民的责任。他依然是夙兴夜寐，努力地去处理国务。所以如果在内心达到这样的平衡，我认为会是比较好的。”

几位出色的前辈，叙述了过去的人生，感慨无论怎样的时代洪流都冲不垮真正有潜力的人，总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时代的考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前辈们不仅过好了自己的生活，还担心着国家的未来，“我要走了，这个世界太乱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对于人生的启示，我的人生终极课题，虽然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给了我新的视角，无论如何轰轰烈烈一生，我们都会以平静谢幕吧

这一本整体上偏思想，比较专业，采访的都是经历一生岁月的老年智者。对傅高义、钱理群、葛兆光和何怀宏充满了大大的致敬。 傅高义教会了我如何保持持续热情。钱理群教导我要有可实现的现实目标。葛兆光说，别老想着困难，别老绷着；要吭声，要回应，不要老沉默。何怀宏教会了我何以节制立身。

除了傅高义的，其他几篇采访都很喜欢，人还是要保持开阔的眼界

喜欢王赓武、葛兆光、何怀宏。王感谢妻子的付出，最后用《阿飞正传》里的鸟比喻移民，真正的根不是脚下那片土地，而是他的翅膀，所以他才感慨“我们在什么地方，那里就是我们你家。”葛说“知识可以进化，它在不断地积累，上升，可思想史有时候是不断重复的，一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才意识到思想本来就有门槛，被现实裹挟在时代洪流之中很难有自主意识的；他佩服胡适的温和而坚定；贵州往事苦恼与思想的关系，他感慨“我们那代人，做好事可能很伟大，做坏事照样很可怕，因为底线曾经被催毁过。”“回忆知青生活的人都是过得好的人，不太愿意回来，也是因为（苦难变成一个勋章挂在胸口）。”何又提到温和而坚定，底线伦理真的特别重要，强调制度伦理的重要性，不要轻易站在道德高地去谴责别人，要有一定的同理心。

很棒啊，感觉读了之后又收获了很多新的思想和视角，只不过仅仅是访谈录的话，还是理解的比较浅， 还是要多去读读这些大家的原著了。

一个美籍汉学家，一个研究海外华人的华侨，一个整理近代游历西方的文人所著材料的退休记者，三名经历动荡年代的人文学科教授。这六位年过半百的知识分子，跨过时间的鸿沟，站在历史远处，通过不同视角讲述与中国有关的历史片段。 海外的学者们精力旺盛，九十岁左右的年纪仍在寻求生命的意义，某个下午，放下手中之笔，然后悄然逝去，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最理想的方式。在特殊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们，在他们最热烈的年纪，知识和思想却是一种罪恶，他们自诩为过渡时期的创作者，自嘲无法跟世界接轨，长期的农村生活给了他们独特的底层视角与对之的关怀。 他们的骨气还在：没有勇气讲真话，至少不要讲假话，如果你被迫说假话，也要能分清是非，不能假话讲多了，就觉得它是真的。 他们对公众的警示依旧：我们要对问题细节进行讨论，培养常识性思维。

在许知远的访谈中，钱理群提及他最近经常跟年轻人讲信念，年轻人问我，钱老师你的信念、你的理想是什么？我说我的信仰还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样，我希望追求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但是我现在和原来的区别就在于，原来我认为它真可以实现，现在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东西是一个彼岸的关怀。我们可以接近它，但是永远抵达不到。我为什么一直对现实有这么强的批判性？我清楚地知道，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同时带来新的压迫，但是彼岸的关怀是必要的。它的作用就是它可以照亮此岸的黑暗。

透过名人的视野看世界

囿于是视频转为文字，内容比较零碎，深度不太够。就当是代入第一视角和学者们聊天了，葛兆光那一篇读了有些理解“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怎么策划而来的了

想起了一百个人的十年

多读读历史，能看透和能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