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美术史家巫鸿最富争议的学术专著,被誉为“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比肩”。
作为重构中国古代美术宏观叙述的一种尝试,本书沿循两条线索对中国古代美术传统进行界定:一是文化比较的线索,即,首先反思“纪念碑性”这一西方古代艺术的普遍经验,然后通过考察重新定义的“纪念碑性”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特殊表现,来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历史逻辑。另一个是历史演变的线索,即通过对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的观察,去发掘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之间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全书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导论:九鼎传说和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以下是正文五章,分别为:一、礼制艺术的时代;二、宗庙、宫殿和墓葬;三、纪念碑式城市——长安;四、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五、透明石头:一个时代的终结。
因为这部书,美术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自本书问世以来,围绕本书的内容以及东西方治学理路的大讨论,波及美术史学科以外,绵延至今。今天,提起《纪念碑性》这本书,仍然是一段学术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
本书是《纪念碑性》中文版的首次出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重构中国美术史宏观叙述,探索艺术历史逻辑
- 以宗庙、都城、墓葬为线索,揭示礼制艺术传统
- 反思西方概念,界定中国古代独特的纪念碑性
适合谁读
- 艺术史、建筑学及考古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
- 对中国古代礼制、政治权力与空间关系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拓展视野、了解中西学术对话的文科学生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争议极大,建议结合批评观点辩证阅读
- 涉及大量专业术语与文献,非专业读者需耐心
- 重点理解‘纪念碑性’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定义
读者共识
- 学术视野宏大,具有开创性,被誉为可与福柯比肩
- 部分观点被指存在文化沙文主义或逻辑跳跃
- 第三章关于长安的论述极具启发性,广受好评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大汶口文化的玉铲和玉串饰因此提出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切割和磨光一块坚硬的玉材要用数月甚至数年的劳动,制作一柄石铲或一个陶环所用的时间和精力则少得多。是什么原因使得大汶口人花费上千百倍的劳动力创造这些在器物类型上与石器和陶器没有差异的玉铲或玉饰? 这些玉器的秘密在于它们模仿了石器或陶器,却又不求完全相同。虽然玉铲和粗陋的石铲外形相同,但二者的差异也显而易见。玉器色泽丰富,细腻的表面光彩照人,它平滑、润泽、坚硬,令人赏心悦目。因此,一件玉器在外形上与一件石器或陶器的相似就有了象征和“辩术”(rhetorical)的意义:它看似普通,但实际上却不寻常。对于那些了解攻玉之难的人来说,如此些小器物实际"
- "我认为武梁祠正壁中央的楼阁图像是理想君主的象征。"
- "此外,与观赏现代艺术作品不同,接近九鼎有着严格的限制,局内人士对于九鼎的了解也因此成了他们拥有和行使权力的手段。 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颜率虛构的故事竟能够阻止齐王迁鼎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颜率对于九鼎物体特征的强调也不同于先前对于这些礼器纪念碑性的理解:他不再把九鼎描述成有生命、有意识的神器,而是把它们说成是无法自动、巨大笨重的东西,要搬动其中一件竟然需要九万人众。此时的九鼎真是成了直意的“重器”,而非原意上的“重器”,即具有超强政治意义的有限物质形体。 同样,公元前7世纪的王孙满尚可自豪地拒绝告诉楚王鼎之轻重(“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此时的颜率却只能夸大其辞地主动将鼎之轻重告知齐王了。这"
- "《礼记》中写道:“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莫重于祭。”我们可以再加上一层意思:生者有许多途径对其祖先表达敬意,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为其提供酒食。年复一年,家族的成员集合在祖庙中,将酒食陈列在死者的象征物前。我在本书第二章将谈到,宗庙的设计以镜像的方式反映了宗族的世系,其远祖被供奉在最里面的位置,晚近的祖先则被供奉在靠近入口的地方。这样,宗庙的建筑形式提供了对社会结构的隐喻,而里面举行的祭祖仪式则规范社会的等级。由于祭祖仪式在家族世系框架中毫不含糊而且一再重复地对一个人进行了定位,这些仪式也就决定了这个人在政治框架中的位置。任何企图打破这种规范的企图都被视作"
-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所写的这段文字与现代学者对纪念碑的讨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根据这些论者的观点,一座纪念碑尽管也具备殿堂、拱门、塔刹等基本形式,但它们本身的材质、形式和内涵却不同于“普通的”殿堂、拱门、塔刹”。换言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些现代的纪念碑也可称作“礼器”——即对原则和纪念碑性(礼)的具体体现(器)。我已经引征了中国古代对于礼的表述,即“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类似的箴言充满晚近时代官方对现代纪念碑的阐释,往往将一座大理石修建的纪念堂或方尖碑说成是对基本社会准则和道德价值的体现。 因此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指出:“纪念碑对于那些瞻仰它的人们有一种持"
- "在《艺术是为什么的?》这本书中,艾伦・迪萨纳亚克 (Ellen Dissanayake)提出艺术创作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制作特殊物品”的欲望: 从民族学角度来看,如同制造特殊物品一样,艺术可以含括相当广阔的幅度,产生从最伟大到最平庸的结果。但仅仅是制作本身既不是创造特殊物品也不是创造艺术。除非是利用某些手段使它变得特殊。一件片状石器只不过是一件片状石器,除非是通过某种方式将其特殊化,或是投入比正常需要更多的加工时间,或是把石料中隐藏的生物化石磨出来,以增加成品的吸引力。"
- "实际上,有的学者把汉武帝对西方的用兵归因于他的长生渴望:通过获得传说中的西方“天马”,他可以升天成仙。尽管这种观点可能还有待更多证据的支持……"
- "一座东周的高台或一座秦朝的陵园不仅在外观上与一座阴暗、幽深的西周宗庙不同,其实质上的纪念碑性也有着巨大差别。"
作者简介
巫鸿1963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