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经历18世纪的康乾盛世后，数十年间清王朝就跌入了忧患丛生的衰世之中。在西力东侵和西潮激荡的历史背景下，外来的器物与制度长驱直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力度改变着中国的世道人心。然而就在中国社会身不由己一变再变之时，背负着厚重传统的晚清士人，仍祈望循着历史的旧径为家国找寻出路。新旧事物的纠结缠绕中，泊来品不断转化为中国的内在之物，却难以被中国社会完全消化，之前的陌生也就变成了后来的夹生。急剧的新陈代谢，促使中国旧的社会结构由脱榫走向解体，但旧邦新造的道路却依旧曲折而漫长。本书是作者近年读史留下的一些思想痕迹，汇聚了作者对晚清中国新的思考、理解和解释。
精彩摘录
- "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从造船造炮开始，由此派生的“制器”当日与“练兵”并称，虽分属经济活动，而其经营则既为兵事所推动又为兵事所范围，并不以利润核算为应有之义。但时至同治后期，先入“制器”并且力行多年的李鸿章，已深忧造船造炮于“国家经费支绌”之日，不能不“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善后”和“经久”都着眼于这个过程的持继不断。而以中国人图“自强”的扼于物力和难乎为继对比泰西之“所以雄强”者，原本倾力于船和炮的自强之想，其涵义亦在仿而效之里跟着拓宽延伸，在船炮之外，又兼及“借用洋器洋法”营造“日用必需之物”，期能以“销路”开“利源”。由船炮旁接“日用必需之物”，不能不算是眼光和理路的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
- "当《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前所未有地为基督教提供了一种用暴力取得的特权之后，其间原本已有的执拗、坚韧、持续不断地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与之深相缠结，都非常容易催生出肆其恣睢和强横独断，变作中国人眼里的悍悖和鸱张，为上帝传布福音的过程便因之而成了先在人间制造怨恨的过程。 【对比】二千多年以来，“万世之圣人”一直在中国人的心中代表着这个世界里的至上性。正是有了这种至上性，而后才可能有维系中国社会的伦常、纲纪、法则、价值、责任，从而才可能有人际之间的秩序和人心之中的秩序。而西教以“服从上帝”为“原则”，则“丑诋唾骂”都是在打倒这种至上性而重造另一种至上性，从而“丑诋唾骂”"
作者简介
杨国强，1982年2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1985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治中国近代史。1989年初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研究。曾担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兼近代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及现代思想文化所兼职研究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特约研究员，东华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2003年起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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