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不是一本让人读得轻松的史学著作。作者杨国强以文言意味的典雅词章铺陈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一路写到新文化运动，讲究微言大义与感慨抒发，而非实证考据的平铺直叙。正因如此，读者的评价两极分明：有人沉溺于文字之粹美，在保守与进步之间重新打量历史；也有人嫌其冗长晦涩、论点被稀释。本书的真正锋芒，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士人如何“效西法图自强”，而是逼问：当炮口震撼过去，愤怒与惊怵为何都不耐久？清流与疆吏之间的弹劾与恕道、忠君与社稷的抽象理想、旧式暴力对新式暴力的慷慨与蒙昧，都被置于“世运盛衰”的长周期中审视。它适合愿意在dense文字里与作者角力、并试图理解近代中国转型之困惑的读者，而非寻求清晰结论的速读者。
作者简介
杨国强 ，1948年生于浙江诸暨，1953年迁居上海。198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2003年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透过士人视角解读晚清社会变迁
- 剖析科举功名与士人阶层嬗变
- 探讨中西冲突下的思想与世相
读者共识
- 文字优美但略显晦涩难懂
- 视角独特，具思想启发意义
- 抒情多于考据，易生审美疲劳
精彩摘录
- "以尊王为旨意所派生的各种题目，使光绪一朝的清流和疆吏常常处在两端。相比于清流以督责为风节，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代疆吏其实更多一点士人对士人的恕道。张之洞立庙堂之日曾劾两江总督刘坤一“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彭玉麟与之筹议江防，颇为掣肘”。除了“嗜好素深”一节之外，这些文字描述刘坤一的负面都缺乏实证性和精确性，皆非刘坤一所能甘心收受。然而十二年之后，已经做了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被人弹劾而轮到刘坤一奉旨“确查”。以当日张之洞漫无边际的笔锋括扫为比衬，则刘坤一办“确查”，命意全在于举事实为洗刷，而后的复奏以“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圻疆重寄。该督系怀时局，力任其"
- "儒学经典中的很多章句都是说给人君听的，其用意大半在于警戒。读书人以“明道”为正路，学问和思想的起点即在这些章句之中。所以，沿着圣贤的话头讲下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但谢济世以自己的祸难向天下士人说明，圣贤留下的道理当中也包藏着许多为时君所忮忌的东西，涉笔其间，便会成为一种危险。人人都怕靠近祸难。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读书人与儒学精神的义理一面也离得越来越远了。"
- "在近代国家观念产生前，国家一词是用社稷作诠解的。时当一姓之天下，能够维系国家而代表社稷的只有一个君主。因此，儒学崇尚“忠君”，其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一人一身。 【注释3】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有序文一篇，论及王国维死因，有谓“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他所说的正是儒学中的这一层意义。但这一层意义在论史的时候又常常容易被人漠视。"
- "与中国社会的惯性和常态相比，炮口震撼下触发的愤怒和惊怵都不耐久。曾经与林则徐一同禁烟御侮又一同落职受遣的邓廷桢，道光二十五年再起为陕西巡抚，然而当日英气已消融殆尽，在属员眼里显得一派状貌颓然 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以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也。岁首属司道凑费数百金，制造灯戏，为明年正初演用。余两仓书斗闻中丞高兴，亦鸠金制灯，互相赌赛。"
- "然而从19世纪前期开始，西方人的进取之势便显露出长久磨砺之后的一派锋芒。嘉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经世意识刚刚醒来，夷患还远不是时务中的一个题目。而工业革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已经使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发展的引擎”了。那里不仅制造产品，而且制造扩张。两者都亟亟乎抉破世界贸易的空间界限。中英通商曾长久地以十三行行商的垄断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工业革命吹胀了英国商界中的自由贸易主义，群商各思伸展，公司专利便成为一种广被非议的东西。"
-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薄赴死。 以旧式暴力抵抗新式暴力，中西之间舟船和枪炮的悬殊对比，又会逼出颟顸者的蒙昧相，用他们不识时务的议论和行为描画历史的惰性。"
-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 "此后二百余年，绅士在国家权力（官府）的逼视下活得非常安静。然而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权力在内战中脱出了旧榫，久蛰的绅士遂纷纷被时势召出来，在襄办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各露头角。后来的五十年里，通过科试、捐纳、保举（军功、劳绩）得功名而又游离在仕途之外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由农村流向城市，更多的人则留在籍贯所在的地方，以其个体的知识、才干、名望和积累的财产、势位、影响兴作于官府和民众之间，成为一种牵动上下的社会群体。随之而来的是绅权的步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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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作者后记自述：“当日自知下笔不能以通俗铺张见长，预想之中，本以为能够有耐心从头到尾读完一遍的人，怕是不会多过二三百人。”
2019第十九本:作者的史观也许确实是能力有限的，而且这个题材也很难有新意，一篇篇文章也很少有关联，为数不多的亮点也许就是作者孜孜不倦搜寻材料的态度...资本主义言利，民生主义言义，孙中山半生契而不舍于用近代文明造民生主义，走的正是一条化利为义的路
老杨之文，于旧材料中时有新见识，然读多了亦有审美疲劳之感。
知史知世与知人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本书是杨国强教授撰写的一组论文集，相关涵盖了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华夷之辨，中西之争，洋务与清议，改革与革命，民族与建国，这一系列的议题，以个人化的视角进行阐释，通过士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展现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系列的变迁。这种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视角，是思想史研究的惯常，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的同情，也影响到了他的书写，导致他在描述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他似乎更希望站在传统的立场上，而对于社会的变迁则采取了静观的立场。当然，这种将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等观，也造成了在描写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时候，会有浓厚的传统意味，而淡化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强烈反传统意识。一以贯之，难乎其难。
《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一文 可读性极高。从鸦片到新文化的近代史书写，文笔视野则未超其师陈旭麓著《新陈代谢》
在一个没有政治学的时代里，史学曾培植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因此，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总是在精神上与史学靠得很近。然而文字狱以实例演示了读史论史招来的杀身之祸。史学沾上了斑斑血迹，遂使史学成为一种不可亲近的东西。——《晚清的世人与世相》，47页
文笔真欣赏不来
常遇到字不认识，需要查，hhh…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是“才子文章”。
常见材料，一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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