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岁的雅各布把电刺激机的零件扔进垃圾场,第二天又开车把它捡回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安娜·伦布克在斯坦福的诊室里听完这个故事,给出的建议是把零件扔到“你无法取回的地方”。这本《成瘾》讲的就是这类事:为什么快乐和痛苦住在同一个脑区,为什么我们越追求越空虚。

先说一个数字。可卡因让老鼠脑内多巴胺的释放增加 225%。安非他明——街头叫“速度”“冰”,药房里叫阿得拉——增加 1000%。伦布克在书里写,按这个口径,“冰毒管的一次命中等于十次高潮”。

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开场白。这是一个把世界从稀缺变成极其丰富的时代的账单。毒品、食物、新闻、赌博、购物、游戏、短信、面部预订、网站浏览、you推特、推特。她写下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智能手机是现代的皮下注射针,为有线一代 24/7 提供数字多巴胺。

而这本书不是来劝你戒断一切的。它做的是另一件更麻烦的事:把你脑子里那架天平搬出来,让你看清楚它为什么总往一边歪。

快乐和痛苦住在同一个房间,谁敲门都会开

过去一个世纪里,神经科学最反直觉的发现之一,是快乐和疼痛在重叠的脑区被处理,通过一种“对手过程机制”运作。伦布克用了一个很朴素的比喻: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支点,天平平时与地面持平。当你体验快乐,多巴胺在奖赏通路里释放,天平向快乐的一边倾斜。

关键在于下一句:天平希望保持水平。它不想被倾斜到一边或另一边。所以每当它偏向快乐,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立刻启动,把它扳回来——而这些机制不需要有意识的思考。

于是有了那个所有刷手机到凌晨两点的人都熟悉的时刻:你并不是不快乐,你是快乐完之后,天平反弹到了另一侧。伦布克写:“我们都经历过渴望第二块巧克力,或者想要一本好书、电影或电子游戏永远存在。想要的时刻是大脑的快乐平衡,偏向于痛苦的一边。”

这里还有一个更细的区分,值得你带走:多巴胺在“获得奖励的动机”中,可能比在“奖励本身的快乐”中作用更大。想要的不仅仅是喜欢。书里提到那些无法制造多巴胺的基因工程老鼠——即使食物离嘴只有几英寸,它们也不会去寻找,会饿死;但如果你把食物直接塞进嘴里,它们会咀嚼、会吃,而且似乎很享受。动机没了,享受还在。这两件事被我们日常语言混为一谈,而在脑子里,它们是两套线路。

这就是那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观察模型:下次你在深夜点开某个页面、打开某个软件、伸手拿第二块糖,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喜欢,还是只是想要?多半答案是后者。这个提问不解决任何问题,但它能让那架天平的倾斜,第一次被你看见。

顺便说,这个模型的解释力并不限于化学物质。伦布克自己交代,当她发现读言情小说开始每天占用几个小时,她开始怀疑自己正摇摇欲坠地进入危险区域。写这本书的人也在天平上。

D、O、D、R:四个字母,一套拆解强迫性消费的框架

书里最实用的部分,是伦布克多年临床中磨出来的一套谈话框架,她说这个框架很容易用多巴胺记住,而且不只适用于酒精和尼古丁,也适用于“我们摄入过多的高多巴胺物质或行为”。

D 代表 data,数据。先收集简单事实:用什么、用多少、用了多少时间。她问十七岁的黛丽拉抽什么,黛丽拉报出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和输送方式——蜡、油、芽、粉碎、剪刀、灰尘、QWISO,主要用电子烟笔,有时用火山笔,不喜欢可食用但会在紧急情况下用。伦布克在书里写,这些孩子来看她时,早就在大麻这件事上拿到了博士学位。与 20 世纪 60 年代“只在周末消遣”的正常相比,她的病人从早上醒来就开始,整天一直,直到再次睡去。

O 代表 objective,目标。她问黛丽拉:“吸烟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有什么帮助呢?”黛丽拉说,这是唯一能缓解她焦虑的东西,没有它她就没有工作,“我比我现在更没有功能”。伦布克在这里做了一件很多人做不到的事:她先承认这个行为确实在完成某件事。哪怕是看似不理性的行为,也植根于某种个人逻辑。享受乐趣、适应、缓解无聊——人们使用高多巴胺的物质和行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你不先承认这一层,后面的话一句都进不去。

后面两个字是 D 和 R:剂量与节制的问题,以及节制之后那段空白怎么办。这套框架最狠的地方在于它不问你“为什么意志薄弱”,它问你“这东西替你在做什么”。找不出替代品,戒断就只是一场倒计时。

酒店房间里的电视,和那个跪下去的六十五岁男人

雅各布的故事,是全书里我最忘不掉的一段。他六十五岁,在一年的强迫性行为后,2017 年秋天复发。起因不是欲望,是去东欧探亲,钱的问题,谁得到了什么,一个老问题。孩子生气,妻子生气,他害怕让任何人失望,于是威胁要让所有人失望。

他从海外给伦布克发邮件,说自己在挣扎,但还没复发。他回家一个星期后才走进诊室,那时已经太晚。

“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让我再次开始渴望起来,”他对我说。“我想看美国网球公开赛。我躺在那里浏览各个频道,感到沮丧,想着我的家人,我的妻子,以及每个人都在生我的气。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裸体的女人。在我看电视之前,我一直都很好。我没有得到什么冲动。最大的错误是,当我打开电视时,我开始考虑恢复我的旧习惯,而我无法停止这些想法。”

“那发生了什么事?”

“星期二,我就回家了。我不去上班。我呆在家里看YouTube。我看到了人体彩绘……人们互相画对方的裸体。我想这是一种艺术。在星期三,我再也无法抗拒了。我出去买零件来制造我的机器。”

“你的电刺激机吗?”

“是的,”他悲伤地说,几乎没有见到我的眼睛。“问题是,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在狂喜中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像处于恍惚状态一样。这真是一种解脱。我再也不想别的了。我不停了二十小时。我星期三整天去,整个晚上都去。周四早上,我把机器零件扔进垃圾场里,然后回去工作。周五早上,我又把它们从垃圾里拿出来,使用一整天。周五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赞助商,周六去参加一个性感狂匿名会议。星期天,我把零件从垃圾里拿出来再用一次。星期一又来了。我想停下来,但我不能。我该怎么办”

“把机器和任何备件打包,”我告诉他,“然后把它们都放进垃圾桶。然后把垃圾带到垃圾场或者其他地方,你无法取回的地方。”他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任何时候你有这个想法,冲动或渴望使用,跪下来祈祷。祈祷吧。求神帮助你,但要跪行事。这很重要。”

请注意伦布克在这里做了什么。她把世俗和形而上学融合在一起,她说自己没有什么太低或太高。告诉病人祈祷,是违反不成文规则的——医生们不谈论上帝。但她判断,这对一个在罗马天主教里长大的人会产生共鸣。而让他跪下来,是往这场精神强迫症里插入一个身体动作,一个能打断链条的东西。

然后她说了一句我抄在本子上的话:“哦,请原谅你自己,雅各布。你还不是个坏人。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也有一些问题。”

读到这儿你会明白,这本书的方法论不是干净的。它是拼的:物理的、精神的、社群的。因为她要对付的东西从来不干净。

冰水、甲虫和一只快门:把痛苦调到可控的那一档

如果快乐-痛苦天平只能被扳回水平,那有没有可能反过来用——主动压一下痛苦的那一边,让天平在回弹时给出快乐?书里第三部分就叫“对痛苦的追求”。

迈克尔是硅谷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大学毕业后做房地产赚了数百万美元,35 岁富有、英俊、婚姻幸福。他自称“我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妓女”,他的朋友都会这么说。可卡因和酒精差一点毁掉这一切。妻子说,戒毒是挽救婚姻的唯一途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真正难的不是停,是停下之后那些被毒品盖住的悲伤、愤怒和羞愧——以及什么也感觉不到,那可能更糟。

然后他去打网球,打完还在出汗。教练建议他试试冷水澡。冷水浴有点疼,但只有几秒钟,身体就习惯了。他出来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好像喝了一杯很好的咖啡。接着是给浴缸灌冷水,然后浸在里面,然后往水里加冰,温度可以临时到 50 年代左右。他每天早上在冰水里泡 5 到 10 分钟,睡觉前再泡一次,整整三年,每天如此。

伦布克问他那是什么感觉。她自己也讨厌冷水,连几秒钟都受不了。

“在开始的五到十秒钟内,我的身体在尖叫:停止,你在自杀。这是痛苦的。”
“我可以想象。”
“但我告诉自己,这是有限的时间限制,这是值得的。在最初的休克后,我的皮肤变得麻木了。我刚一出去,我就感到很兴奋。就像毒品一样。”

另一个段落更安静。穆罕默德一次又一次在控制大麻用量上失败,最后去了雷耶斯角徒步,旧金山北边的一条自然小径,一个以前让他快乐的地方。结果每一个弯道都带来新的记忆——过去的徒步几乎总是发生在半醉酒状态下——这次徒步不是逃避,而变成了渴望的痛苦和对失去的提醒。他绝望了。然后在一个远景点,他举起相机,对着附近一株植物,看见叶子上有一只虫子,于是把镜头推近,放大它鲜红色的甲壳、有条纹的触角和毛茸茸的腿。他被迷住了。

“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非常安静,”他在2017年的一次会议上告诉我。“我必须达到一个完美的静止,才能拍出一张好的聚焦照片。这个过程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成为了中心。在我的相机的末端,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超现实、引人注目的世界,它可以与我用毒品逃到的世界相媲美。但这样做更好,因为不需要任何药物。”

伦布克随后承认,她自己的康复之路与此相似。她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重新沉浸在病人护理里,专注于工作中一直有益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病人的关系,沉浸在叙事中,作为一种为世界带来秩序的方式。她因此从强迫性的浪漫阅读中走出来。她在工作中也更成功了,但她说,那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而不是她想要的东西。

真正的敌人不是快乐,是“逃离”这个动作

书里有一个我起初没太在意的细节:成年人平均每天说 0.59 到 1.56 个谎。伦布克管这叫“我们的短裤上都有一点烟”。她把说谎这件事一路追溯到进化——人类语言越先进,谎言就越复杂,在争夺稀缺资源时,欺骗有适应性优势。但她说,躺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却面临着被孤立、渴望和病态的过度消费的风险。

玛丽亚的故事是这一章的支点。她的酒精使用障碍持续缓解了五年,靠的是匿名戒酒协会和她的赞助商。她告诉伦布克,说真话是她康复的基础。而在成长过程中,她学到的是相反的事实:母亲喝酒,包括玛丽亚在车里开车的时候;父亲离开家好几年,去了一个她即使现在也不愿透露名字的地方,出于对他隐私的尊重;她照顾弟弟妹妹,同时向外界假装家里一切都很好。她二十五岁左右开始酗酒时,早已习惯穿越不同版本的现实。

还有羞耻那一章。伦布克不同意心理学教科书里那个干净的二分法——羞耻是对自己这个人感到难过,内疚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她说在体验层面,羞耻和内疚是相同的:后悔混合着对惩罚的恐惧和被抛弃的恐惧。真正的分界线不在我们如何体验这种情绪,而在别人如何回应我们的越界。如果别人以拒绝、谴责、回避回应,那就是破坏性的羞耻循环,它加深羞耻,并让我们延续最初导致羞耻的行为。如果别人的回应是让我们更近,并为救赎提供明确的指导,那就是亲社会的羞耻,它能减轻体验,帮我们停下来。她引一位精神科同事的话:“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病人,我们就无法帮助他们。”

而全书的结论,落在一个很小的动作上。她问:如果我们不是通过逃避这个世界来寻求遗忘,而是转向它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世界抛在身后,而是沉浸在其中呢?

书的英文副题是 Finding Balance in the Age of Indulgence,在一个放纵的时代找到平衡。作者在书的开头就交底:这本书基于她的病人成为上瘾的猎物、又再次找到出路的真实故事,他们允许她讲出来,好让你从他们的智慧中受益。她还引了哲学家和神学家肯特·邓宁顿的一句话:“严重上瘾的人是当代先知,我们忽视自己的死亡,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真正的谁。”

这本书不承诺你会戒掉什么。它做的是把“我为什么总是戒不掉”这个问题,换成一个更好的问题:我这架天平,现在歪在哪一边,我愿意为把它扳回来付多少代价。

今晚可以做的一件小事

不给你列戒断计划。只给两个动作,今晚就能做,都出自这本书里真实发生过的事。

  • 做一次 D。拿一张纸,写下一个你想少做一点的行为,只写三行:是什么、多少、多长时间。不评判,不写计划,不写“从明天起”。伦布克对黛丽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数据先于决心。
  • 把某样东西扔到取不回来的地方。不必是机器。可以是一个 App、一根充电线、一张卡、一个账号。雅各布失败的地方在于垃圾场是可以开车回去的,伦布克看懂了这一点,才让他把垃圾带到“你无法取回的地方”。今晚就找一样,让它物理上离开你的手。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轻的入口,可以先去读读《锅里的那块骨头,煮了整整一个下午》,那里也在说时间如何慢慢熬出味道。或者从《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开始,那条路更软一些;再往旁边走,《海鸥才不管那么多》和《认真的你,有好好休息吗?》都在处理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人不肯停下来的原因,往往不是不想停。《一流的人如何保持顛峰》里也有关于压力与恢复的讨论,可以当接力。

而这本书本身,在《成瘾》。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更满意了一点,哪怕只是产生了一丝会意——比如突然想起今晚伸手拿的那样东西——那我这趟导游就算干完了。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