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哲学史(全四册)

劳思光

出版时间

2005-10-01

ISBN

9787563356942

评分

★★★★★
书籍介绍
《新编中国哲学史》是当今哲学大家劳思光先生在中国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作者通过其独特“基源问题研究法”,如庖丁解牛般将上下数千年中国哲学的内涵,条分缕析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每一章节都有深入浅出的说明,其内容正是中国哲学的深层内涵。 该书80年代初在港台出版,即以其对中国哲学的精深研究和新颖的诠释而广受好评,作者因而名重士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该书被公认为是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该书在港台地区20多年来版行不断,成为学者及大学生研究生必备书。本次在大陆出版,一仍其旧,全书共三卷四册,110余万字。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首创基源问题研究法,条理清晰剖析哲学内涵
  • 继冯友兰后里程碑之作,体系严谨且具个人创见
  • 强调主体性与心性传统,对宋明理学有独到诠释
适合谁读
  • 哲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作为核心教材研读
  • 对中国哲学史有深度兴趣,追求系统理论构建者
  • 希望突破传统叙事,学习独立思考方法的读者
读前提醒
  • 作者受康德影响深,带有鲜明新儒家立场与偏好
  • 对朱熹及道统持批判态度,需辩证看待其评价
  • 全书篇幅宏大,建议配合导读或笔记辅助理解
读者共识
  • 公认继冯友兰后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之一
  • 论述透彻清晰,能引导读者掌握深层思考方法
  • 虽具强烈倾向性,但学术价值与影响力无可替代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古中国最重要之民族,可分为三支;每一支中又有许多小族,故可称之为“集团”。此三者分别为“华夏”“东夷”及“苗蛮”。 华夏民族之活动地区,始自西北(今陕甘一带),而逐渐向今河南及山西境拓展;东夷民族之活动地区主要在渤海沿岸,今山东地区,扩及于淮水沿岸。至于江汉及其南方,则为苗蛮民族之地区。 华夏民族就其发源地说,可称为西方民族。此一民族在传说中以“少典”为最早,而以炎帝及黄帝为最重要之代表。"
  • "哲学史的主要任务原在于展示已往的哲学思想。这些作为阐述对象的思想,既都是已存在过的,则阐述这些思想的哲学史,自然基本上是要叙述事实。可是哲学史基本上虽是要告诉人“某时代某人如何说法,如何想法”,但它与一般记述史实的工作却又有不同处。第一,哲学史不但要叙述一个个哲学家的言论及思想,而且要看各家言论思想的关系,这就涉及哲学思想的发展问题。第二,由于哲学史要叙述那些哲学家的说法与想法,它就不能不通过一番整理工作,来掌握这些说法与想法的真实内容与意向,这就涉及对各家理论的解剖。无论是统观哲学思想之发展,或解剖一个个哲学家的理论,都需要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深切解悟,对哲学理论的明确掌握。这就不是纯粹史学工作"
  • "殷人与楚人在文化倾向上气味相投,重视神权与巫权,而薄于人事,几乎事事取决于鬼神占卜,其风尚所及,遂有某种放任之生活态度。好酗酒纵猎之类,史有明文。既然听从于天意,自当不能做严肃之努力。在文学上亦表现为驰心于想象世界之中,尽显玄幻旨趣,与北方周人之文学差异较大。"
  • "周人所建立之传统,乃北方传统。周人源于西北地区,以“小邦”自称而东进推翻殷人之霸权,为中原之主,所遇抗力极大。殷人败后,纠合同盟,集东夷集团及其它部落力量再与周人争锋时,周之领袖武王姬发已死,族内人心不安,以至管蔡之流(武王弟)竟反助殷人。形势险恶之际,深怀忧患之感的周人遂不得不自求奋发,作存亡之争。在这种历史环境中,遂发展出强调人之努力可以克服客观困难的观念,亦即强调人的主宰地位这种思想倾向。 古民族没有完全不信天神命运之观念的,而周人对于天命与人的关系,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即“德”乃超越天、人之价值的更高标准,天命也必须服从它。在《尚书·周书·召诰》中就有提到,夏与殷商之覆亡乃出于不“敬德"
  • "周惇颐之主要著作,近有《通书》及《太极图说》。《太极图说》乃取图书一派之易学资料,而另予一理论解释,故根本上自以《易传》为依据。《通书》亦本为解《易》之作品,不过立论时稍取《礼记-中庸》之观念以补成其说。合而观之,周氏所依据之经籍,可说不外《易传》与《中庸》。而《论语》《孟子》反不为周氏所重。"
  • "张载治学较杂,其初固由读《中庸》下手,重点亦在于《易》之经传,《西铭》《正蒙》之外,即以《易说》为重要著作。"
  • "二程立说,纯以“性”为基本观念,原与周张不同。然其所据之经籍,亦不以《论》《孟》为主。------二程所最重视之经籍,实乃为《礼记》之《中庸》与《大学》,此外则取《易传》中之形上观念。"
  • "所谓“道统”之面目,在朱熹手中方确定显现。故学者如接受北宋以来取《易传》《中庸》之说作为儒学正传之立场,则当承认朱熹有前无古人之大功;反之,为辩孔孟本意与《易传》《中庸》等后出伪托之书实义不同,而发现北宋诸儒依据之误,则亦当知此种“道统面目”之勾画,亦是在朱熹手中完成;换言之,即当承认朱熹有贻误后学之大过。总之,宋儒所言之“道统”,为功为过,均当由朱熹负大部责任也。"
作者简介
劳思光(1927-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湖南省长沙市人,1927年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9年后旅居台、港等地,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等。退休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该校逸夫书院高级导师。他对中西哲学不同传统皆保持一开放的态度,其思想可作早期、中期、晚期之分。早期思想接近德国观念论,其道德哲学于康德尤近,而文化哲学则有浓厚黑格尔色彩。中期思想大致以70年代至80年代初为断。他专注于中国哲学研究,完成《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在理论上已进而批判黑格尔模式,并转向分析哲学的探索。晚年提出高级语意学之问题,以批判现代哲学思潮,目的则在于重判不同理论语言之功能与限制,从而给不同理论适当定位。对于中西哲学传统的定性,曾就哲学功能分判为认知性与引导性两型。所谓认知性,是指其哲学功能主要摆在建立知识之上;所谓引导性,则要求生命或自我的转化。前者主要涉及智性领域,后者则偏重意志领域。东西哲学的歧异,就在这德智对别的架构下安顿。他认为儒学视文化与人生为一不断实现价值的历程,实现价值的可能性条件为人有自觉心,自觉心的能力表现在能自主地作价值判断和要求实现价值之上。他的整个道德哲学系统是建基于价值主体或自觉主体之上的。这样的价值主体,一面以最高自由为设准,一面则展现在能作价值判断之能力和实现价值之意志上,所以工夫就落在呈现及扩充是非之心和贯彻判断之实践意志之上。此一哲学观念实化于文化生活中,即成为“重德文化精神”。综合而言,他的哲学立基于价值主体或自觉主体的究心上,从而推绎出整个道德文化哲学体系。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他从单一主体与并立主体的架构,展现东方重德与西方重智文化的本质及限制,以期“上下通达”之文化精神。
下载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