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认为以中国的研究而论，马克思的整个系统固不可用，其中有些个别观点也必须经过重新改造才能和中国的材料接的上榫。即使是韦伯的开放性的论点，倘非加以适当的调整，也无法生搬硬套。有些新的理论如诠释学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和中国经典诠释的传统互相沟通。但其中另一些怪说如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系统，究竟怎样才能和中国思想史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至今茫然无解，他希望提倡这些怪说的人快点用实践——研究成果——来证明他们的信仰。余英时的这一责问对西方的态度倒很像黑格尔对东方的态度。但关键是，他担忧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朋友在接触了一些似通非通的观念之后，会更加加强他们重视西方理论而轻视中国史料的原有倾向，当然这个世纪也有反转不知余氏认识到了否，毕竟这是他继承钱穆并超越的必要。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余英时的某些文章，虽然很耐读，但也不乏一些瑕疵。比如这部文集中涉及韦伯的部分，老先生在正文中引的是韦伯著述的英译板，俺找到原书想仔细看个究竟，结果发现余引文中的所写的页码和原书对不上啊……您老引的文字到底在哪啊……

余老梳理士商一体的观念，对于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的意义，尤为重要。

我没看过这本书，直到我看了目录才发现我看过这本书。感谢余老的一鱼多吃

前面论汉代循吏和魏晋风气是余先生早年文章，材料多而论断谨慎，与后面明清儒家伦理和士商互动相比略显稚嫩，迹近考据一流。后者虽也用了大量材料，但议论阐发更为圆融通达，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从这种宗教伦理和士商互动的研究其实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前面禅宗和新道教对宋代学风的影响还可深入，后面士商互动则为明清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最后，余先生在学术上极为敏感，预流之心也是他能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新儒家可以一边认为儒家伦理可以克服现代性危机，另一边又认为儒家伦理与催生了现代性危机的资本主义具有亲和性？的确，朱熹有“理气二分”、“理弱气强”的论断，可以导向“由理入气”的积极入世观，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到底有没有经历过理（拯救）不可知的信仰崩塌，并被这种彼岸世界的强大不可知论挤压向此岸世界，只能以世俗成就抚慰存在性焦虑，在价值上transcendent and absolutely irrational？余英时是否在与韦伯对话？

诶。。不知道为毛，看完韦伯，就觉得其他这样的书感觉怪怪的诶。

不是士阶层本身尊贵，是经营都在士阶层中，所以显得这个阶层尊贵，即士尊贵是表象，本质是精英一般都有士的身份。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余老，余老，虽百读亦有新意出。

依样画葫芦之作。先生的治学态度有很多可学之处。

09年耶鲁课程读的。形似韦伯而自成一派。

明朝期间商人与士之间相互影响日深，士为商人写墓志铭、贺寿帖；由士从商或由商入士日多，甚至商人的思想也在影响士的观念。

余氏仿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着重从文化（意识形态）来讲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结论与韦伯截然不同，认为，儒家等意识形态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余氏对该书较为满意，曾经一度想翻译成英文，但后不了了之。

学术之灵魂在于创新。耐心原是不可多得的。

推荐先读自序再读明清几篇，把韦伯对该书的影响叙述的很清楚了。也可以和正文玩捕捉爱的小游戏，最后用自序验证www余反对商人精神生活士大夫化的旧说，认为士而贾行、贾而士行是并流的。16世纪以后商人已经形成自足世界，并向外扩张或多或少影响到其他领域，由此考虑儒学转向的动因。

韦伯世俗化的问题只是论证的契子，因为这一问题确有普遍性。后文的论述实为辩难韦伯中国史解释之误，并非对新教和儒家强作比附，相反作者反复强调的正是用西方模式强套中国历史之忌。但是余受胡适影响太深了，还是难摆脱西术分析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问题。

论历史学与社会学治学方式之差异

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 一股小国寡民的道德经味道。

利用最新的大众传播技术来提高人民的政治警觉和社会意识，这是现代民主生活的特征；而利用同样的技术来控制和操纵人民则是现代极权政治的主要内涵。

《士商互动》引《创建记》： “则人人之所以为利，非即人人之不利也耶？” 此言得《理想国》三昧。

噫！是有见于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于奢。使其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宁复以市易相高耶。

“则人人之所以为利，非即人人之不利也耶？”

余英时在此文导论中特地强调文章不是对照着韦伯「新教伦理」写的，只是探讨“Weberian”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贴韦伯还是太近。比如大量论证中式的“入世苦行”，又大量论证中国商人服膺践行此种伦理。入世苦行在韦伯理论中确实重要，但是否也是中国近代工商进展的核心心理动因？...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文集

《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