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

(法)谢和耐(Jacques Gernet)

出版时间

1991-01-01

ISBN

9787532508068

评分

★★★★★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明末清初中西文化首次深度碰撞
  • 揭示利玛窦借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与局限
  • 对比中西在宇宙观与伦理观上的根本差异
适合谁读
  • 对明清历史及中西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读者
  • 研究海外汉学、宗教史及比较文化的学者
  • 希望了解基督教在华传播历程的历史爱好者
读前提醒
  • 部分文言引文晦涩,需结合上下文耐心阅读
  • 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书中引用的历史文献
  • 建议配合其他明清史料对照阅读以获全貌
读者共识
  • 学术价值极高,是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经典
  • 视角独特,生动呈现了文化误读与激烈攻防
  • 部分译本翻译生硬,建议优先选择流畅版本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但使用一种参照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传说和观念的词汇可能会导致误解。 利玛窦于其大作《天主实义》的一段文字中写道: “从欲者日众,循理者日稀。于是大发慈悲,亲来救世,普觉群品。” 这一句简单的话,提供了任何译文都具有危险的一种典型例证。“人欲”(在人类面对事物和生灵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自私欲望)和“天理”(任何人性均是其反映)之间的对立,自11、12世纪以来,都在理学中得到了很大发展。利玛窦于此似乎就是指与基督教理相对立的这种哲学。 至于其中的最后一句话,大家可能会根据其中的“觉”一词及其“大发慈悲”(“慈悲”系梵文 Maitri- kurana的意译)一词组,认为它引自一卷佛经。在佛教中,拯救人类"
  • "但相似的东西并不一定相一致,中国人的关心之处,基本与传教士们的定见相反。利玛窦希望身内物与身外物的差别,能促使中国人关心救他们的灵魂。但高攀龙则认为,同一种区别的目的,仅仅是使人进入智慧之路,学会与宇宙的内在秩序相协调地生活。中国的文人并不是为了求天饶恕其过失而从事身省,而是为了更好地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改正之。他们不ー定要求必须严格地苦修,以在上天面前自我羞辱,而是为了自我控制,以便能与天理”相合。他们认为一且灭深思及自我的思想之后,便会在自然、社会,甚至是自身中重新发现天理的明显存在。这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思想,也是中国人伦理中的基本思想,而基督徒则仅仅会想到拯救其灵魂。基督徒战栗不安地害怕损害其"
  • "因此,入的发展也如同有理性之生灵一样,被视为是自然发展与一棵草的发展相同。本性与修养并不对立,后者必要受前者的影响,也仅仅为前者的延续和发展。完全如同中国人关心整治自然环境一样,他们也希望通过仪礼之法来通理与情。以农作物和其他植物作比较。 ( Andre. Haudricourt)提出了一种有吸引力和很可能是正确的看法,在牧业居民和像中国那样不懂大规模养殖的农业人中,其主要活动不仅仅影响了传统的修饰隐喻和想象,而且还影响了人类活动的表现和观念。牲畜是在呼唤和棍棒的打击下起立和行进。人类的直接干涉和强迫手段,在人与畜类的关系中是必不可缺的。相反,在对待植物的问题上,则必须等待它逐渐成长。人类可以"
  • "利玛窦确实认为,赢得中国人的兴趣和同情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近似儒教的教理,并使之与近代科学结合起来。 所以在利玛窦《天主实义》里只有一处简单提到了耶稣(p628-629)。对中国文士们来说,“西学”或“天学”是把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都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
  • "利玛窦的全部策略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格言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上帝”和“天主”之间的类比关系之上的。但传教士过分倾向自然宗教思想:中国人并没有把他们的“上帝”视作被人格化的、独一无二的、天地间的造物主和无所不在的神,而相反是按照经典著作的传统诠释,把它看做是天道和天命的一种无形力量。"
  • "黄贞的五大端包括:对中国哲学、道德和宗教传统构成的威胁,传教士人数的增长,教士实质上已在帝国的各个省分扎根和成立了为他们献身的社团,后者意味着对中国独立性的另一层威胁。"
  • "因此它不单纯是一个儒教问题。但不管怎样,在传教活动的早期,正是耶稣会士的驱佛补儒,使他们赢得知识界的广大同情。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对中国典籍与基督教义间的混乱持审慎的鼓励态度。从表面看似乎在重复中国典籍中所说的话,实际是借题发挥。他们的意图是清楚的,即使用这种迂回方法使中国的传统内乱,从而从内部改造它们。如他们对待中国人的祭祖等习尚就是这样。因为对这些习俗决不能公然指责而只能是赋与一种同基督教义可共存的新的意义。因而传教士的尊孔不过是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权宜之计。."
  • "孔子言事人而修庸行,彼则言事帝而存幻想。孔子言知生而行素位,彼则言如死而邀冥福。孔子揭太极作主宰,实至尊而至贵,彼则判太极属依赖,谓最卑而最贱。其以时王之赏罚为轻也,则无君之罪甚于杨;其以亲之鞠育为小也,则无父之罪甚于墨;其以理谓非性之本有也,则外义之罪甚于告子。独托事天事上帝之名目,以行其谬说。呜呼!大西借儒为援,而操戈入室,如螟将附苗,其伤必多。乃崇其学者,半为贵人,为慧人。愚贱如小子,设起而昌言排之,则唾而骂者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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