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作者严耕望享誉国际史坛，是钱穆最欣赏的学生，胡适、杨联陞一致称许的史学大家，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系著者总结数十年从师问学的历程与研治国史的实际经验，现身说法，指示后人以治史门径。著者不矜其能，不放言高论，举凡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皆以质朴流畅的语言娓娓道来，原原本本，条分缕析，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对初学治史者而言，有一本非常实用的参考书，那就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特别是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先生文如其人，甚少“惊人之语”，亦不弄玄虚，所论处处针对学子所需，实在而具体。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是一本值得向所有有志于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推荐的书。谈论治学经验的书并不少见，但切实周到如本书者则不易多得。
——傅 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李洪岩（《历史研究》副主编）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 "慎作概括性的结论。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概括性的结论，诚然最能动听，为一般人所欢迎，也能为一般人所盲目的接受，而发生很大的影响力。但史事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的正确，虽然能为一般人所喜爱所接受，但内行人未必能接受，这样概括性的结论就很难永远站得住脚。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只要骗得大多数人一时的迷惑，入其毂中，即是大成功，但学术工作不能如此，也不可能真正成功，这就是学术论著与政治宣传、商业广告最大不同之处。所以概括性的话最好少说，要说也只能说大体如上，意谓非全部如此。这是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应采取的态度"
- "求学不可大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
- "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 "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若是研究两个不相连贯的朝代，则中间那个朝代的重要性更为増加。"
- "汤用彤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我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日本学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太多了，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为限），没有一部能及得上这部书。然而他用的材料，也没有什么新的！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一本《高僧传》，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建筑在旧史料上！"
-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以治学途辙言，他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这是毫无可疑的。然而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オ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但今天中国的史学界弥漫着“议论”，而“朴实”一途则空前的寂寞"
- "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
- "至就立身处世言，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其《赠蒋秉南序》自称“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1964年，时年七十五）诚非虚语。亦唯有此强毅不屈的精神，所以衰暮之年仍能奋笔写成平生所未有且可视为奇迹的大著作。援庵先生则为另一类型，自青年时代即热心世务，其后叠任文化教育机关首长，老年乃以毛为师，并且常说自己“闻道太晚”。亦唯其与世浮沉的性格，所以晚年不免为政治洪流所覆没，在学术上不能再有所作为！或者先生一向热心世务，有济世救人的使命感。后来也看出势头不对，所以自1962年以后，似已不再热衷为政治作宣传文字，但为时已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