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上空的美军战机。齐泽克说，你永远也不知道它投下的是炸弹还是食物包裹。这句话被汪民安写进书里，用来指认一种人的处境：赤裸生命。这本《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讲的正是身体如何被意识、神学、国家、空间和性层层包围，又如何在包围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同一架飞机，白天投食物包裹，夜里投炸弹。人道主义的目光和匿名的炸弹来自同一个意象。汪民安写道，人道主义的目光无法削弱炸弹的威力。
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地面上的人已经被还原为一具生物性的身体——剥去了公民身份、权利和历史语境。用阿甘本的话说，赤裸生命。可以被杀死，而不必接受任何惩罚。
这本书从这样一个冷硬的现实切入，但它不只是一本讲苦难的书。它讲的是身体在西方思想史里长达两千年的位置变迁：从被压抑的障碍，到被翻转的准绳，再到被权力、空间和性重新包围的战场。
苏格拉底死前为什么在笑
柏拉图《斐多》篇里，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谈笑风生。他“快乐地”高谈阔论着哲学。为什么不怕？因为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学习死亡，练习死亡。死亡不过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身体是障碍，灵魂才是本质。
这个传统一路传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对立，欲望的身体无法通达上帝。禁欲主义拉开漫长序幕，修道院成为它的安静舞台。汪民安写：漫长的教会和修道院的历史，是身体沉默无语的历史。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都是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
然后是笛卡尔。心灵与身体分属两个区域，身体的感知无足轻重，只有心灵能揭开知识和真理的秘密。主体的实质性标记是思考，不是身体。
两千年里，身体一直是那个“令人烦恼的障碍”。它被看成感性事实，注定和启蒙运动格格不入。理性才是公开运用的东西，身体力所不及。
如果你熟悉这条线索，会想起另一篇文章里讲的：柏拉图为什么恨诗——因为情感和身体一样，都是从城门攻入灵魂的敌人。《柏拉图恨透了诗》把这条线索讲得更细：理性对情感的戒备，和灵魂对身体的戒备，是同一个动作。
但这条线索在尼采那里断了。
“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
尼采说：“我们处在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他要将身体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以身体为准绳”。
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是一战斗与一和平，是一牧群与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点小理智，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的一个工具、一个玩具。兄弟啊，在你的思想与感情后面，有个强力的主人，一个不认识的智者——名叫自我。他寄寓在你的身体中，他便是你的身体。
这是《苏鲁支语录》里的话，尼采借那些醒悟者、明智者之口说出来。汪民安把它放在《身体转向》一篇的核心位置。
翻转是彻底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再从“思想”“意识”“精神”的角度测定，甚至不再从观念、教养、文化的角度测定。人的根本性差异铭写在身体之上。
罗兰·巴特在自述里烦琐地列举自己的诸多习惯和爱好。它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匪夷所思。但他振振有词：这些源自身体的习惯和爱好是自己的个人性标记，是我和你的差异性所在。我和你不同，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
这就是那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开关。下次你遇到一个人，先别急着问他怎么想、读什么书、信什么观念。看他的身体：怎么站，怎么坐，怎么吃，走路时手放在哪里。差异在那里，不在他说的那些话里。这是一个有解释力的模型，成本极低：你只需要看，不需要问。
尼采把身体从意识的牢笼里拖出来之后，福柯和德勒兹又把它推进了另一重战场。德勒兹的身体是一台欲望机器，“它呼吸、发热、吃东西。它排便、性交”。欲望没有主体，没有明确对象，只和别的欲望连接，只向别的欲望流动。尼采的力被改造成欲望，身体就是力本身。
汪民安在这里做了一个隐秘的接力：从尼采到德勒兹，身体从“权力意志”变成“欲望生产”。它不再是意识的被动器具，而是主动的解释性力量。
一具身体什么时候可以被杀死而不算犯罪
但身体不只在哲学里翻转。它还在政治里被包围。
福柯注意到，从18世纪开始，政治大规模地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权力在设法保持身体的健康，在投资身体。国家理性实践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身体。
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受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权力的干预和监督。出生的合法证明、怀孕指南、新生儿的免费疫苗接种、社区保健、专门的妇产医院和儿科医院、育儿指导、咨询讲座、定期体检。所有这些，都旨在产生、培养和维护一个标准化的身体。
不符合标准的婴儿应该得到干预性的矫正。身体的检测就是强化身体的动力机制，它力图使身体达到标准，使整个民族处在一个强有力的身体状态。
这是生命政治的一面：积极地投资身体、训练身体、管理身体。
另一面是赤裸生命。纳粹要让自己种族的身体更加健康，于是杀戮。但屠杀需要一个技术性前提：将18世纪奠定的权利、公民身份和身体的连接绳索扯断。被屠杀者失去主权，失去公民身份，变成“牺牲人”。一个不该活着的生命，可以被杀死而不用接受任何惩罚。
齐泽克把这条线索接到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炸死的平民，同样意义上的赤裸生命。他们没有权利和公民身份，没有得到任何历史语境的庇护，被视为单纯的生物性事实。人道主义者的感叹，和从天而降的炸弹，来自同一个意象。
这里可以延伸出去读《现代思想中的恶》——现代性如何生产出这种“可以被杀死而不算犯罪”的人。也可以回头看《人类简史》：人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远离动物的历史，但汪民安在书里问了一句，是不是还存在一个往动物返归的历史。
身体的两种政治命运，就这样同时存在。它既负载着对最高权力的屈从，又负载着个体的自由。
巴特列了一张清单，你也可以
书里有一个细节：罗兰·巴特列了一张清单，写自己的习惯和爱好。他不觉得这琐碎，反而认为这是“我和你的差异性所在”。
今晚睡前，拿一张纸，列三件纯粹属于你身体的小事。你睡觉时朝哪边，刷牙先刷左边还是右边，走路时手放在哪里。不写“我应该怎样”，只写“我就是这样”。这是身体的自述，不需要给任何人看。
第二件事，明天去最近的超市，站在货架前看三分钟。看什么东西放在你伸手可及的高度，什么放在你弯腰才能够到的地方。汪民安有一篇文章叫《家乐福：语法、物品及娱乐的经济学》——商场是一个语法系统，你的身体被它安排。你伸手拿的那件东西，可能不是你想拿的，是货架让你拿的。
这两件事都很小。但它们让你从“我有一个身体”切换到“我就是这个身体”。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身体多看了一眼，哪怕只是想起自己走路时手放在哪里，导游的工作就完成了。
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