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治兴起，统治压力剧增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
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
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
而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
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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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政治兴起，古代帝国失效，当代读者更应关注近代帝国
大众政治到来，掠夺型政府消失，以前被“官民关系”遮掩的族群问题必须在大众政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近代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有和异己携手共建政治共同体的经验，古代帝国是机械堆积的结果，依赖的是人民的政治冷漠与顺从。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帝国都几乎不是什么让人惊异、眼睛一亮的创举。我们很难说，古代帝国的治理术对现代政治实践能有什么借鉴作用，真正需要观察的，是那些活动在大众政治年代里的帝国。
各近代欧洲帝国的多元性更强，观察它们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年代所带来的压力，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政治想象与政治设计的界限，同时也能为现代一些限于多元社会纷争的国度提供某些历史教训，因为它们有的时候也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详述近代帝国的统治压力与应对之道，提纲挈领勾勒帝国的技艺
帝国压力来自内外两个层面 ：在内，帝国的扩张、发展与维持会冲击核心区既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从而破坏本地的政治平衡。在外，近代环境下，核心区对边缘区的统治不能只是简单地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的统治，而必须有一定的法理基础 ；过去那种上下统治关系，必须以“群群关系”替代，而此群群关系自然也对帝国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
为了应对帝国压力，帝国会在正式/非正式、吸纳/隔离两个维度上移动，以此来避免或减弱帝国压力。
帝国可以选择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框架，这决定了帝国是否有一个等级式的集中控制体制，帝国中心与属地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否得到明确说明，权责划分是否明确，边缘属地的官员是由中央指定还是地方产生，以及，在非正式管道层面，中央—属地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是重在协商一致还是依靠律令。
此外，帝国的本部人群对待属地人民也可以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内外有别”，将属地的人民与本部的人民分别看待 ；另一种则不做此区分，赋予所有人群以统一的政治公民身份（或认为他们有资格获得此身份）。前者是一种政治隔离，后者则有吸纳/同化的含义。
※直击英、法、奥、俄罗四大帝国治理困境，指陈帝国统治利弊得失
各个近代帝国都有一些根子上的东西使它们偏爱某种设置，使得它们在一段时期对一些地方、人民的处置具有一致性，呈现某种特色。
英国在北美及澳洲的诸殖民地被当时的英国人看成帝国的核心区域，在对它们的处置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体现出英国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
法帝国的建立与设置主要是一个政治行为，所以受到法国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
哈布斯堡王朝在启蒙时代后在内莱塔尼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政体，但由于德意志人始终占据人口少数，没法向法国学习，只能另寻他途。
俄罗斯帝国实际上是从一个相当古典的传统帝国演变而来，自然在边陲地区统治薄弱，但又受到一个民族主义时代的推动。
这些都使这些帝国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其认为最重要的区域推行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政策、制度。
本书所描写的四个帝国，虽则各自失败，但都并非被民族主义一击便摧枯拉朽式地瓦解。这四个帝国都进行了某种反抗，虽成效不一，但足以给后人留下历史教训。
那么，对当下的民族国家来说，这些近代帝国的民族治理方略具体能有什么教益呢？如果帝国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那些被它统治的地方和人民，因为种种限制，无法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设定之中，那么，对于处在较相似境地的人们来说，就要学会突破既有的政制设定，在国家的设置中加入足够的弹性。
【内容简介】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
《帝国的技艺》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帝国的技艺》有几个基本假设：
第一，近代帝国并不只是征服—统治的等级关系，也不只是一撮人以某个地方及其人群为本部向外申延政治影响的工具和实体，其统治者、统治阶层通常都能超越狭隘的地区、人群本位，有切实的（当然同时也是自私的）整体考虑。
第二，在许多帝国统治者眼中，帝国并不是一次短期投资，而是长期持有的一项事业。因此，凭借武力驾凌一方并不是长久之策。“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不只是陆贾与刘邦才能理解的中国古代智慧，也是所有近代帝国的治国之道。
第三，诸帝国的构建模式本身很复杂，并不一定是一个由帝国中心出发对边缘区、社群进行管制的同心圆。
简而言之，近代帝国并不是古代的遗迹，也不是急就章式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拼凑之物，而是有正经政治考量的多元政治实体。
《帝国的技艺》将按如下线索展现对上述问题的思索。
引言中，《帝国的技艺》将介绍帝国的定义，解释为什么应该研究近代帝国而不是古代帝国。
第一章，《帝国的技艺》将陈述本书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和假设—在近代，帝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诸帝国又是通过调整哪些政制、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的。
第二章至第五章，将英帝国、法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作为历史案例，以之来验证《帝国的技艺》的基本假设。
在结语中，主要是将各个帝国的应对之道做一比较，指出异同，也简略讨论了帝国民族方略之间的关系、帝国选择各自方略的依据，以及帝国属民对帝国方略的反应。
- 聚焦近代帝国在大众政治兴起下的统治压力与应对策略
- 以英法奥俄四大帝国为例，剖析其治理多元族群的技艺
- 运用正式非正式与同化隔离框架，解析帝国兴衰的历史逻辑
- 对世界史、政治学及帝国治理模式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多民族国家治理困境与历史镜鉴的研究者
- 希望理解近代欧洲帝国演变及其当代启示的读者
- 建议先理解作者提出的分析框架，再进入具体案例阅读
- 书中大量引用二手文献，需结合历史背景批判性思考
- 注意区分理想类型与现实历史的差异，避免过度简化
- 理论框架新颖，为理解帝国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 部分读者认为实证基础稍弱，结论部分略显仓促或浅薄
- 行文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对当代政治有隐晦的现实关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认为，中国春秋时期的低烈度战争促进了中国的工具理性文化，但由于该时期中国社会多元结构薄弱，导致权力俱垄断于国家之手，秦制一统中国。其实，这个逻辑反方向用在同时期的欧洲也是可以的。同秦这个庞然大物比起来，罗马是小邦，政治与社会都要更多元。秦可以变法，编户齐民，逐次吞并周边诸国，而罗马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就必须在制度的包容性上多下功夫。何谓包容性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世间政制有两种，一种是攫取型的，权力集中于上，利出一孔，一种是包容性的，政出多门。虽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主要是在阶级上下意义上（即精英民众关系）谈论这两种制度，其实"
- "许多历史学家把这种好战情绪归结为19世纪中晚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欧洲文化的渗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一比如赫伯特・斯宾塞与芝浩一一看来，社会竞争带来社会进化。社会竞争又主要是国家、民族之争，主要体现在战争上。正是通过战争，个群体才加强、现固、完善了内部的团结、效率与社会制度。 德国将军伯恩哈德（ Friedrich von Bernhardi）是赞美战争最力之人，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又说，“对于生物而言，战争是第一重要的必需品，是人类生命中不可取代的规范力量。缺少它，不健康的发展将接踵而至，将排除任何优秀种族的进步并因而阻得任何真正文明的成长。 当时的欧洲人或深或浅地接受了这种对战争的尊崇。"
- "英国人所培养的欧化精英普遍都有点挫折情绪，原因是这样的。他们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也培养出了新的价值理念个人的成就应该由自身的作为决定，而不是任由出身支配。但是在英国殖民地中，一方面，欧洲人把持着最重要的职位，另一方面，旧有的人身依附式政治结构与政治人物也作为英国间接统治的手段与合作伙伴被保持下来，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英国官员通常要更认同非洲的酋长和印度的王公，而非这些自己培养起来的新知识分子，这是因为这些官员多来自英国的中产阶级或下等阶级，从文化上来说通常更尊重贵族和社会出身。同时，他们也担心这些新知识分子对自身职位的威胁。在本地社会之外，英国的高层政治与社会 也并没有给这些新"
- "所谓俄罗斯化，有好几层含义。一层是使帝国传统上多样化的社会和行政秩序现代化、体系化与同质化。换句话说，向俄罗斯本部看齐。这是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另外一层指的是俄罗斯民族对帝国的“接管”，边境各族现在必须向俄罗斯民族表示尊敬，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于它。这指的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
- "16世纪，英国人走向大海，但是他们的殖民扩张政策一开始就有别于西班牙帝国。西班牙进行的是一场老式征服，于所经之处建立总督府，一切内政外交听命于马德里，对本地的剥削与控制是重中之重；但英国的海外殖民是由国王领发许可证，以公司或社团方式进行的。帝国的统治者明显将 “贸易”放在 “统治”之前，他们建立或夺得殖民地后，致力于扩大生产与贸易，而非设官、设兵，设卡。在很长的时间内，英国对各北美殖民地都听之任之，既无特定管理机构，也无一定管制方略与人事安排，而是听任其自治（重在组织地方议会)。北美各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隶属关系仅体现为英国有权制定帝国关税及拥有最终的立法审核权。 慢慢地，一些难于解答的问题出现"
- "英国喜欢采取间接统治手段治理其海外殖民地，这主要指的是通过与土著精英或具有地方影响力的团体合作，招募和依靠这些人统治。通过这种策咯，英国统治者与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网络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其统治合法化并持续下去。这一统治策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大英帝国的长寿和相对稳定。如果没有本土人士的合作，一小撮英国官员是不可能统治这么多人的。 我们过去常常认为，这一统治策略的出现多是由于英国的特殊政制。在国会治下，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纳税人对殖民地给英国财政带来的压力都感到十分焦虑，要求政府负责、加强政府效率的诸多改革也刺激了财政支出的紧缩。历届内阁都例行削减殖民地预算，以及避免可能受到下议院遣责"
- "历史上，一般都是现实引导思想，而不是思想引导现实。正是在如此现实的影响下，“帝国与民族国家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空间政治组织形式，其严格的对立统治了史学几十年”。人们倾向于认为，“帝国与民族内在不相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并把民族国家对帝国的取代看成历史的必然。 这段时间内，西方学者所感兴趣的帝国话题主要是：帝国的崩溃，这个话题的兴起恐怕与苏联有关；帝国的扩张与维系，这是美国的超强实力与全球领导地位所致，人们会去讨论帝国的过度扩张等问题；以及帝国的遗产，这是因为有人在关注那些前殖民地。 对于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多多少少继承了帝国遗产的）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来说，由于没有经历过“一战”的折磨"
- "族群间合作是一个谈判/讨价还价的过程，涉及很多因素。比如美国政治学家利普哈特曾经列举九个有利于一国建立成功的协和民主制的条件，分别是： 一，各族群的精英有相互合作、妥协的历史，他们能够意识到族群对立带来的危险； 二，族群之间存在交叉性分裂； 三，存在某种共同意识形态能够凝聚人心与忠诚； 四，各族群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过大； 五，各族群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势力均衡状态（ Balance of Power），不至于有一个强势族群能够压倒所有其他族群； 六，存在外部威胁，从而激发内部团结与合作； 七，各族群在地理上是分开居住的，这样有助于他们建立有效的内部自治； 八，构成一个国家的族群不要过多，否则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