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是一次奇怪的革命。“在其他的革命中，人们拔剑出鞘是为了捍卫受到侵犯的自由，反抗那正在威胁着社会核心的压迫。”但很难说美国革命是由于这个爆发的。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
对北美在 英国治理下的生活的优劣，可以用几个量化指标来做一个简单的审视。第一个指标是人均税负。以不列颠本土人民在1765年人均税负为100，弗吉尼亚、康涅狄格、纽约、马萨诸塞、马里兰、宾夕法尼亚诸州的税负只在2到4之间（0.1到0.22美元之间）。第二个指标是居民身高。英法七年战争期间美洲殖民地新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27米，比同期的英国新兵的身高平均要高上7到8厘米。也就是说，几乎在200年前，殖民地人民的身高就达到了现代水平。根据常识，身高反映营养水平，间接反映生活水平。第三个指标是收入水平，1760年代北美人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920美元）。第四个指标是经济学家所估算出的英国贸易法规给北美施加的直接间接经济负担——平均每个人损失0.26美元。
无论如何，英国在北美的统治说不上严酷。正相反，可以说是善治的典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北美人民普遍都有英国认同。
那么，为什么北美还会独立出去，就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本书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转变两个旧观念：1，不要把北美的独立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2，应该从英帝国的整体环境来考虑美国革命问题。
首先，与其说美洲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从根源上来看，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再具体一点，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弊陋和腐败导致它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再追根溯源一点，就是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君主立宪制与议会制的争斗、大众社会与大众政治的兴起、政治改革呼声与社会运动都在摧毁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的信心。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
其次，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种缺陷反过来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英美双方一直在寻找一条帝国框架下满足彼此需要的合法出路，他们思考了若干种方案，比如让北美向不列颠议会派出代表，或不列颠与北美组成共主体制，或成立帝国总议会，又或建立一个倾斜式双头帝国，但是这些方案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无法实行。
由于宪法结构上的缺陷，导致北美和不列颠两方的妥协空间减少，敏感性与脆弱性增高。
最后，不列颠人的应对实在不当。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二，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行动策略极严重的恶化了局势。
总之，本书的观点可总结为：
1.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内战的结果是北美独立。
2.美国革命也是第二次英国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与英国革命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3.18世纪英国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制造着一场总危机，北美人士的抗争是英国抗争运动的一部分。
4.大英帝国的政治结构存在根本缺陷，这种结构上的缺陷转化成实际的政治对抗。
5.英国统治者无意镇压，北美抗争者无意决裂，但存在循环刺激，恶性升级。
6.在革命/改良的关键时刻，英式保守主义并不胜任。
最后，本书也提出，对美国独立这个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突破既有的国家分裂理论的限制（现实冲突视角、情感-心理视角、资源动员视角、政治过程视角等），从变迁、结构、话语、互动等更动态、更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国家分裂问题。
- 揭示美国独立战争实为英国内战
- 剖析帝国治理结构引发的政治危机
- 从政治学视角解读革命深层动因
- 对美国建国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政治制度与帝国治理的研究者
- 喜欢深度历史分析的读者
- 需具备一定政治学基础知识
- 建议结合英国革命背景阅读
- 注意区分传统叙事与本书观点
- 视角独特，颠覆传统独立战争认知
- 逻辑严密，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 部分读者认为文笔略显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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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英格兰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场景。一方面，国家的治理不过是“一堆散乱的零零碎碎”（边沁语），地方享有很高的实际自主权；但在另一方面，从道理上讲，英国议会是英国社会一切事务的立法者。议会之命令，全国上下一体遵从，并没有挑挑拣拣的余地。这种名实不副所蕴含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之所以一直不曾显现，按照芬纳的说法是，“这是因为拥有、支配并操纵这个统一体的是同一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即议会里的大贵族和乡下的贵族地主。……总之，司法、立法和行政三个机构，还有各个郡，全都掌握在同一个社会阶层手中。这一事实使英国的政制有了很强的统一性。所有的争执都变成了家族内部争执”。正如在美国弥合"
- "当然，使北美人民易于产生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还包括一种人类心灵领域重要的认知倾向。人类有一种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是，将别人的行为视为集中统一、事先谋划和协调一致的。这表现出一种取向：人们试图将复杂和互不相关的事件压缩进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中去（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往往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正如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的那样，“人的理解具有特殊性质，很容易将事物视为处于高度秩序和状态，实则并非如此”。人们似乎不能接受随意无序的状态。所以，他们便将秩序加入随机数据之中。人们总是试图尽可能多地解释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且总是偏爱一个原因单一的解释。 在对事件进行解释时，人们通常很少考虑偶然性、巧合"
- "简而言之，长期以来的政治实践将不列颠议会的立法范圈限制在英帝国整体事务上，而殖民地议会对本地事务有专断权。这种状态可以说在帝国内部建立了某种双重立法体系。这种惯例按照英国政治传统有没有宪法意义？按道理讲是有的。在这里，“议会主权”原则跟这种政治惯例有没有冲突？自然也是有的。在大西洋两岸，有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对待殖民地-母国关系的态度都是强调共同利益、共同情感是帝国的纽带。因为帝国政制，实在是不好谈、不必谈，谈了对不列颠和殖民地都不是什么好事。不列颠的首脑地位是历史承袭而来，但自治领的地方议会拥有群众政治代表的合法性。双方如非要争个高下，实在是两败俱伤的事情。还是那句话，装糊涂最好。 美国革命为"
- "“（他的）情绪会被任何一个小小火花点着，并燃成熊熊大火。”詹姆斯·麦迪逊曾经有一次这样形容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这个秃顶，矮胖的老头，在卸任之后心中就一直充满郁郁愤懑。美国建国以来被华盛顿威望与人格力量所压制下来的相互冲突的力量——不完善的政府体制、州权与联邦权力的对立、充满荆棘的外交方略、新生的两党政治、对独立战争精神遗产的不同理解——在他的任内互相交火，从而毁坏了他的政治名誉（尽管我们今日知道，他干得其实还不错）。 退休之后，这个老头在田间与其他雇佣工人一起工作，一边挥动镰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咒骂他的政治对手。在所有让这个顽强的胖老头愤愤不平的事件中，最难以忍受的是，有人——是那个"
- "在美洲方面，反抗的组织网络开始形成。早在1765年年末到1766年年底，从纽约开始，各殖民地开始出现由中上阶层组织的自由之子社，互相之间开始建立通信联系。到撤销印花税的前夕，自由之子社中的一些极端团体已经开始制订在殖民地建立军事组织的计划。然而，在1765-1766年，自由之子社还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许多团体事实上把协助现政权、反对过于咄咄逼人的暴民以及限制过大的暴力运动视为己任，赞成用请愿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他们宣布忠于大不列颠和英王，并把自己看成英国人，是为纠正政府错误而奋斗的人，印花税法取消后，自由之子社的活动平静下来，组织也萎缩了，但是组织渠道却保留下来，那些领袖们也爱现了他们的能量和政治"
- "保守主义者的第一准则就是尊重传统和崇尚审慎，他们相信秩序，正义和自由是多少世纪以来不断尝试、反思和实践的产物，因此，要改变一种社会，不能像修理机器一样拆装，而只能进行渐进而审慎的变革。保守主义者通常对人和人性持相当悲观的看法，对政治能够达成的目的不抱太大希望，政治不过是可能的艺术，以某种原则为指引去构建完美社会，并不是保守主义的理想。 作为一个生意人，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政客，哈钦森对普通人的评价不高。在他看来，普通人好自我欺骗，容易被感情和想象所驱动，也很容易被人煽动。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霍布斯的信徒，相信为了达成一定的秩序，这样的人必须牺牲一定的自由，将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权威来处置。说到底，"
- "在近代之前，群众常常通过闹事来表达对权贵和压迫的反抗，但北美人反征税的社会抗争很显然超出了闹事的范畴。如果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说的没错，北美人的这次抗争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波社会运动。蒂利认为，社会运动通常结合了三类诉求：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我们是合乎正道的人们，我们有资格表露心声，我们决心反抗不公正的统治。体现这种结合的，就是社会运动的“仪式感”——运动参与者们通过某种统一且公开的符号、仪式，公开展现他们所拥抱的价值、团结一致的风税成员的数量及其献身于斗争事业的决心。换句话说，社会运动不是秘密会党式的暗中破坏或暴动，不是群众临时临事的起义，不是乌合之众的聚合诉冤，而是一群人堂堂正"
- "现代政治学通常认为，在类似这么一个分裂社会（dividedsoiy）中实行多数民主制，非但不能弥合分歧，反而会促进冲突的激化。 因为，要想在议会中，而不是在街头上或战场上解决争端，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形容的“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即必须给双方的基本利益或权利提供最低限度的特殊保护，以便在投票中的失利不会彻底剥夺一方的生存或议价能力。而且，不列颠所使用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政治体系的特征有二：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政治圈子被划分成当政派和反对派。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和少数之间的界限相对固定（如不列颠和北美），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