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引争议之处,在于它用一套近乎偏执的模型去裁剪三千年史:所谓“零增长”与“正增长”、“要命”与“要钱”。作者断言,现代社会并非民主催生商贸,而是商贸秩序反过来约束了暴力——商人觉得“钱比暴力好、增长比归零好”,于是发展出尊重产权的制度。这一洞见锋利而冒犯:它把“有钱”当作现代性的地基,承认“要钱”社会并不更道德,只是更擅长缓慢积累。也正因如此,批评者诟它套套逻辑、拿锤子找钉子,用框架拼贴史料。它适合两类人:一类是愿被冒犯、想借一个粗糙却有力的坐标系重新打量商业史与制度演进的读者;一类是执意要找它漏洞的人。无论哪种,读完都会对“文明究竟由什么奠基”有了不容回避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