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

编者的话

作为传统的学界热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当前面临在“历久”之余能否“弥新”、如何“弥新”的问题。表面上看，经过不同背景论者与不同专业学者长达百年的持续挖掘，五四言说已难有剩义；但近年已陆续有人指出，若能充分利用后出材料，并对既有研究范式作出必要的反思，老树依然有望萌发新枝。就历史研究而言，现今的五四研究既在孕育范式更新，也有对于既存范式的强化与细化。这后一类取径固然在持续证明着早先范式的合理性与生命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会诱使论者低估五四议题向其他方向或层面延展的潜力。

“现场”与“诠释”，可以成为估测五四议题之潜力的两个维度。首言“现场”。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研究五四应当回到“历史现场”，这实际上是承认，早先看似已臻细密完备的现场再现，依然存在某些问题——这不单是指在再现的“画面”上还有空白值得填补，也指原先的“画法”本身，依然有值得反思之处。这里可以追问的是，此处所言，应是哪个“五四”？如所周知，“五四运动”一词的所指，长期以来广狭不定。这主要涉及现场的时间性与相应的人事内容差异。最狭义的“五四运动”应专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反日爱国事件；由狭及广，可指1919年5-6月间的学生或民众运动；最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数年内的运动（数年究竟是几年，也有诸多版本），可以既包括外交政治运动又包括思想文化运动，也可倾向于指、或专指其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此突出思想文化运动的意义上，“五四运动”可以等同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连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个词也可意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的不同定义，也便关涉不同的“现场”，指向不同的人物、事件与语境脉络。流衍至今，狭义“五四”现场的某些风云人物，如全国学联开初的正副会长段锡朋、何葆仁等，在最广义的“五四”研究中已鲜少得到关注；而胡适、周氏兄弟这些对1919年春夏间爱国运动实际没有多少参与的人物，却被几乎公认为处于最广义之“五四”论述的中心位置。这一现象早被认作天经地义，多数论者处之泰然，唯基于“回归现场”的旨趣，或有一定“再问题化”的必要。这就需要探问，这些五四现场究竟是怎样“生成”的，多个“现场”的分化如何在整体的“现场”中产生；而反过来，我们也应探究各种不同定义下的“五四”所对应的“现场”之间，又是否存在关乎原初的整体性的联系。例如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前及期间，外交内政问题如何与思想文教问题有所区分又相互纠缠，政界、工商界与出版舆论界、文化教育界具体如何互动，这些“跨界”互动又如何影响了此后“思想”“文化”“社会”等运动的形成或发展。对于研究者而言，各个“现场”之间的门扉诚然存在，但无须保持锁闭；尤其是外交政治视野与思想文化视野下的五四现场研究，理应存在进一步交流对话的可能性。

“哪个‘五四’”的下一个问题，是“‘哪里’的现场”。这主要涉及现场的空间性。在地域空间的意义上，早先从最狭义到最广义的所谓五四现场，多半聚焦于北京，偶及上海等其他中心城市。直到近年，学者开始较多注意到不限于此类个别中心点的现场。第一种思路可称“放大”，即在跨国区域（如“东亚”）甚至全球这类更广阔的现场中定位中国五四，析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世界性的政治或文化趋势，如欧战后国际关系、民族自决、文化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等的更加具体的关联。第二种思路，可称“转移”，在近年似乎更为多见，即将视线转向国内其他地方，而这类现场的呈现，也不能被简单处理为五四宏大叙事在该地的缩微复制版。这通常意味着考察五四时期的信息流通、书报流传、地方知识人的具体言动，也意味着提升五四前后地方自身历史节奏与脉络的重要性。换言之，地方自有其“现场”，而若照向边缘地方的灯光依然只能由中心城市提供，则地方显现的明暗光影仍将为个别中心点所决定；不如在地方也依托该地情形布置灯光，成立属于地方的“问题意识”，中心与边缘不仅可以在史料上实现拼合，在研究的方法思路上也有望相互补正。

除却地域空间，尚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场景空间。这两种意义上的空间当然无法判然两分，而无论是整体上被定性为中心、还是定性为边缘的地域内部，也都存在多元的社会文化空间，这些空间需要结合论题具体定性与分析。在此特地强调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在于，首先，就思想史视野下的五四研究来说，个别“思想家”思想文本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尚须考虑思想赖以产生效用、引发变革的方式机制，不宜默认思想言说可以遵循思想者自身的意图，或某些研究者通过细密的文本分析得出的条理与系统性，自然而然地移风易俗。 而进一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面相，也非当时的纸墨论说可以总括。五四爱国运动，包含城市与郊野、校内与校外、官厅会所与书局报馆内外等诸多场景，对这些场景的描述及其来龙去脉的展示，亦可与书报论说本身相绾结。新文化运动现场的呈现，也包含组织活动、表演（包括演说与演剧等）会议、社会网络、制度化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诚然可被认为关乎某些“思想史”论题，但不见得必以种种思想“论战”为中心，其本身也有成为相对独立之论题的价值。要之，五四时人呈现给后人的除却头脑，尚有脖颈以下直至连接地面的部分；思想与社会文化存在种种耐人寻味的衔接方式，这便需要我们针对思想史与社会史（或文化史）的结合部做更多的工作，不时脱出对于纯粹思维世界的执着，谋求提升对于历史空间之多维性的想象力。

次言“诠释”。围绕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诠释，或讲求系统条理，或流于只言片语，而对运动过程的梳理、运动之“史”的书写，自然也含有“诠释”之意味。其形式可以诉诸书报，也可诉诸宣讲、教育行为，及其他各种场景化的展示、定期纪念之类。这些诠释在五四现场即已发生，又在现场之后持续地生产或再生产，相当于围绕本体不断叠上影子，久而久之，本体与影子之间的界线也愈趋模糊。今人倡言回归五四历史现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历来关于五四新文化的诠释太过纷繁，后加的诠释或遮蔽实相，或与实相相混，甚而可能弱化了不少论者深入追索实相的意识与动力本身。唯进言之，此处的“现场”与“诠释”，历来也无法一刀两断，时人及后人对于五四“现场”之“所在”及其“边界”的认知，也一直存在五四“诠释”的重要影响。

从内容上讲，五四新文化的诠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言人人殊，这种诠释多元化的程度，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中亦属罕见。近年且有海外学者径将“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弹性极大的“时髦词”（buzzword），认为各方都可以近乎任意地使用这一词汇，兜售本方的思想理念。 大致来说，除却“爱国”“救亡”“启蒙”“文艺复兴”之类常见的整体定性，诠释可倾向于思想学术，也可偏于社会政治；可突出团体倾向，也可凸显个人主义；可主要指向国族主义，也可指向与国族主义不无抵牾的世界主义。而诠释者是否觉察到、或在何种意义上觉察到此类抵牾，也往往是个问题；彼此不无矛盾的诠释，甚至可以体现在同一方面或同一人前后相隔不久、甚或在同一时间点的诠释活动中。不过，如陈平原先生援引意大利学者艾柯（Umberto Eco）之言所指出的：“诠释活动潜在的无限性，并不意味着其无所归依，可以像流水一样毫无约束地随意蔓延。”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尽力展示“万变”之余，也应意识到“宗”的存在，这里的“宗”首先关系到五四“现场”的限制——尽管“现场”的人事与时空界限有相当的弹性，但这种弹性也绝非无限；其次关系到诠释者如何在有所偏向的同时，保留对于某种内容整体性或时代整体性的追求，这后一点亦有深论的空间。

姑举一例。学界普遍认为，（最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可以归结为“民主”与“科学”（有时加上“道德伦理”改革，即在“德”“赛”二先生之外加上“穆姑娘”之类）；这一论断依据的关键文本之一，便是陈独秀1919年初发表于《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不过，似已多少引起学者注意的是，既是“答辩”之词，通常援引的便应是在当时不甚特异的思想观念，否则无法引起同情、收到辩护效果；据此，“民主”“科学”之类更像是其价值已为、或一出口便易为举世所公认的褒义词汇，而不见得可用以彰显《新青年》的特出之处。只是，陈独秀力图将白话文与反对孔教等富于争议的、故而实际上也更有资格作为刊物之“特色”的内容与“民主”“科学”之类的理念建立“必然”的联系；而后来胡适对于陈独秀这段话的引用，实际也回避了“为何”民主、科学必然要求白话文、反对孔教这一问题，而径视之为不证自明。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想提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诠释屡见派系印记，但派性与共性在研究中不宜混同或默认其间存在天经地义的联系，而五四诠释事实上也从未为一方一系所垄断。在《新青年》同人以外，又有哪些力量参与了促使“民主”“科学”之类观念成为（或曰被认作）时代共性的工作，并将本方特性与时代共性的互相形塑，以及各方特性的互动纳入五四诠释之中？这类问题已经引起、也值得引起更多重视。而多方诠释交织，固然显得喧哗，然而倘能贯彻历史化的思路，从喧哗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切入，这也不会是一团无从解析的噪音。

以上既是对研究现状的概括，也有延伸性的展望与设想。本辑收入的十篇论文，可以说结合“现场”与“诠释”维度，给出了“旧锦新样”的若干可能性。首先是有综论性质的两篇文章。张仲民《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起源——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较少关注的四个面向。前两个面向，提示两个外源性势力——天主教系统与基督教青年会在五四“前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重要性似乎长期为惯常的五四论述所遮蔽。之后，结合思想内容与媒介利用问题，再论新文化运动中所谓“新旧之争”的实质。复次，结合历史现场中人的理解与后续五四诠释的理路，强调应注意分析五四爱国运动“如何”再造新文化运动的过程。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一文，则着重探讨五四地方史的径路。文章指出，不宜默认一种中心城市的五四光芒会自然而然地向别地辐散的图式，这就需要留意五四时期关乎书报本身的各个“具体方面”，以及地方读书人实际鲜活的生命历程。进而重点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深究历史情境，以破除某些大而化之的想当然：地方感受、认知五四新文化的条件与方式；对地方读书人“主体性”的考察，如何能够进一步具体化；从地方“返观”中心如何可能。两篇综论侧重点不同，但其中都强调对于五四“前史”的深入检视，进而对以往通常重“去脉”而相对轻“来龙”（或仅将“来龙”处理为某种模糊的“背景”）的论述倾向提出反思。

接下来，是针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语词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语词概念史在近年已蔚为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再现语词概念及“诠释”自身之“现场”的尝试。陈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集中探讨了“五四”被概念化的历史，这关系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等语词表述如何出现并相互勾连，五四的“纪念政治”如何发生发展，以及五四在某些新运动（如所谓“新启蒙运动”）中如何被进一步“政治化”的历史过程。而对语词概念的考察，尚须考虑其在空间意义上的流传接受情形，在此意义上，概念史亦可与“地方史”的关注点有所结合。周月峰《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则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兴起流变。“新文化运动”原初被各方各人用于指涉多元互歧的社会改造方案，通常既是描述现状，也是表达对于未来的期许；早先尚有不少人希望统合各方趋新的努力，然而未获成功，之后遂从“多合于一”趋向于各自“多中取一”，在此过程中，胡适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中共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脱颖而出，成为迄今两种最主要的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徐佳贵《“五四运动”初期诠释史》一文，聚焦于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至1920年代前中期的较短时段，析论“五四运动”之诠释发生及演变的具体过程及逻辑，以及诠释与语词本身所指变迁的关联。其重点在探讨在国、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阵营壁垒尚不森严的早期，“五四运动”是如何“被赋予”了在“思想史”中的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