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余英时以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为中心，全面考察了汉代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汉朝所面临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最终展现了一幅综合的汉代画卷。尽管写于1960年代，但该书对厘清诸多近年来的史学热点问题颇有裨益，如纳贡体系，余著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纳贡体系在汉代的建立与成长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就纳贡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漫长历史而言，余著可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正确评价纳贡体系的必要基础。正如杨联陞所言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以贸易与扩张互动为核心，系统解析汉胡经济关系结构。
深入阐述汉代纳贡体系的建立、运作及其政治经济逻辑。
结合考古与文献，展现汉代边境贸易、海上贸易及饮食文化。

适合谁读

对秦汉历史、经济史及中外交通史感兴趣的读者。
希望了解余英时早期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文史爱好者。
关注古代朝贡体系、边疆政策及民族关系的研究者。

读前提醒

本书成书于六十年代，部分史料未涵盖后期出土简帛，需留意。
作者强调经济因素，视角独特，但部分结论受儒家观点影响。
书中包含汉代饮食及匈奴专题，可作为补充阅读材料。

读者共识

史料运用丰富，逻辑严密，写作技巧成熟，无明显拼贴感。
视角新颖，揭示了贸易对汉代扩张及边疆政策的深远影响。
部分观点被认为略显泛泛，或有话未说完之感，但具启发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尽管其后来的发展在汉帝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但西部扩张仍然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附带的趋势。在总的对外关系领域，一直为朝廷所关注的中心是如何成功地对付中国边境的各个胡族群体，以防他们扰乱敌国的秩序。只有服务于这一目的，西部扩张才是必要而值得一试的。简言之，它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总之，东汉必须应付大量的胡族人，而且其中一部分是位于中国领土之内的。帝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进一步的扩张，而是如何在不扰乱内部秩序的情况下把这些胡族群体纳入帝国的怀抱中。光武帝开国时期（25-27）的对外政策被描述为＂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即使在统治末期，他也断然把将领们拟定的攻打北匈奴的大规模军事政法计划放在一边。他认为帝国已经有足够多的麻烦需要担心，扩张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一份长长的奏疏中，晁错指出，鉴于帝国的形势，最有利的方法就是用蛮夷人去攻打蛮夷人。他尤其主张把投降的匈奴人武装纳入中国的军事力量中，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用来同他们自己的部族作战。这样，从文帝时代起，蛮夷成分"
"汉代的地方作坊总是被建在那些生产原材料的地方。政府方面像这样依靠特定资源的地理背景有意识地努力发展工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所谓计划经济的雏形。就这点而言，汉帝国与其同时代西方的罗马帝国形成有趣的对照。在罗马帝国，各省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相区别的界限，它的东部是工业和制造业区，而它的西部则是巨大的原材料宝库。最后，必须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大量政府控制的作坊为汉代皇帝提供了无数用于供给胡族的帝国礼物，而且，也正是这些作坊为汉帝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贡贸易因此得以在整个汉代实行下去。"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属国蛮夷尤其是那些位于东汉西北边境的属国蛮夷仍然可以被看作＂外蛮夷＂。必须记住，东汉都城不再是紧靠西北边境的长安，而是位于内地的洛阳。因此，在公元107年，初于财政和军事方面的考虑，甚至使得部分朝廷官员非常认真地对待把中国的西北边境从凉州地区（今甘肃）撤离到长安附近的关中地区这一有欠严肃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们打算一并放弃凉州地区的中国版图而将其留给胡族人。为什么凉州对于汉帝国不再具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以及为什么关中地区的防御作用反而应该得到强调？对此，他们给出了强劲的理由。另一方面，那些反对这一想法的人认为，边境的撤离并不能解决胡族的威胁问题。因为如果凉州丢失了，那么关中地区将"
"如同蔡邕在公元177年明确指出的那样，秦朝修建的长城和汉朝建立的边境障塞都是为了把内部区域和外部区域区分开来。外部区域留给胡族人，而内部区域则委托给中国官员照料。也比较有意思的是，这种内外之分有时甚至被汉代士人用来作为反对扩张的理由。他们认为，把中国与外部世界分开的自然地理边界正是天地有意确立的区分内部区域与外部区域的界限。因此，对中国来说扩张到界限之外就是不自然的，也是不必要的。"
"即使在汉匈战争爆发之后，交战双方百姓之间的贸易仍然在边境市场上继续进行。这可能是因为匈奴及其需要汉朝的物资，而中国政府发现边境贸易作为一种消耗匈奴部分精力的方法很有用处，同时作为一种满足他们部分贪欲的方法也是很有用的，否则，其贪欲就有可能变成军事侵略之源。边境市场也成为匈奴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以至汉朝军队有时可以在那里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
"第一，海上贸易被置于黄门翻译人员（译长）的掌握之下，这似乎表明汉朝皇帝个人也对海上贸易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应该注意到，黄门这一机构属于少府，而少府可以说是有别于帝国财政（国库）的皇帝的金库。因此这一事例中，译长的贸易之旅必定是代表皇帝进行的。虽然此例中的汉朝官员不一定是宦官，但是如同后来在唐宋时代的作法一样，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帝制时代的中国通常把海外贸易委托给内宫官员负责的传统的开端。第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贸易使团随身携带了用于交换外国珍稀物品的黄金和丝绸。"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编者序言

Ⅰ.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的研究

杨序

自序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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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余英时的著作特点很明显，新材料使用不多，但思维逻辑却是很独到的，值得学习借鉴。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与其思想史研究相比稍显逊色。至此，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我已基本读完。

余老的英文大作，有趣。其中，余老也坚信存在一条中国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通往印度的古代商道。即“西南丝绸之路”。

有种话没说完的感觉（？）

贡赋系统到底说明了汉和西域是什么关系？感觉没有说清楚呀，即使考虑到年代久远，也不算是上乘之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