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多数财政史从制度条文入手，本书却从一个被忽视的视角切入：大一统帝国为了维持庞大常备军与自我膨胀的官僚队伍，把巨额财政开支转嫁到社会底层。包伟民由此提出一个尖锐判断——中央集权未必带来秩序与效率。他揭示出，宋代在中央层层加码征调的同时，地方各级机构内部又形成“阶层性集权”，每一层都尽量抽取下级资源，最终重担压到“不可为之”的百姓肩上。全书以转运司这一机构为线索，追踪其从中央派出机构悄然转为地方财政主管的过程，进而呈现“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双重并存的奇特格局。对关心国家治理成本、专制机制与百姓代价的读者，这是一本能提供全局视角的著作；但经济史艰涩的质地，也要求读者耐住性子。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宋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博弈
- 揭示大一统体制下百姓沉重代价
- 探讨地方财政独立性与阶层集权
读者共识
- 学术严谨，史识超越一般考据
- 深刻揭示帝国对民间的榨取
- 虽难读但重读后令人五体投地
精彩摘录
- "总结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自宋代建国以来所制订的一整套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是朝着两个互相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征调层层加码，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地方财政内部，路、州、县各级又由于行政级别的差异形成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
- "不过，中国从秦汉以下直至明清的帝制时期，其两千余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不同王朝在其中的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中外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唐宋之际构成了中国传统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期。典型意见，可举陈寅恪先生（1890-一1969)的一段论述为例：“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具体就财政史而言，“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重要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其他的各种赋税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向财产税转化的过程"
- "大致从北宋初年路分转运司制度确立时起，它就开始了从作为中央计司派出机构向地方财政管理机构缓慢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因，在于宋代国家财政危机的形成并不断加深，中央计司日渐丧失对地方财政通融均济的能力，从而形成地方财政基本依赖于本地财赋收入的局面，而体现这一理财精神的转运司岁计(漕计)的出现，则是这种转变的集中表现。从财政管理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地区形成了基本依赖于本地财赋收入、由当地财政主管部门独立核算的预算，那么它无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的地方财政区划。因此我们将由转运司独立核算的漕计的出现，视作宋代转运司财政区划形成的标志。 …… 当一路财计从“或有非常支用，必须干告朝廷，既在经费之外，"
- "乾德诏令的重要意义，就是确定了中央对地方所有财赋的支配权。 首先，天下州军财赋，须由中央规定其得以支用的项目与数额。史称“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故费浸多”。苏辙说“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所说的“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当然并不可能指一切开支都由三司具体经办，而是说州军的所有财政开支，都出于三司的计度规定。正如南宋李光(1078-1159)所说：“祖宗之制，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定数，不敢擅支。”因此宋代地方州军留用财赋，被称为“系省钱物”。“系省”者，即指地方谷帛钱物，系籍于省司(三司、户部"
-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地方财政管理各方面自然会受到中央的种种制约，北宋苏辙至称“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事实上，中央既难以保证地方财政的供赡，更无力督责各种法令真正贯彻落实。至少就财政方面看来，大一统帝国的“全国一盘棋”并未形成，倒反呈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的双重特性。地方政府的法外行为，其实正是这一体制的必要补充。极端的例子，州县干脆将赋税名目直接分摊于胥吏，由他们负担征敛，其余一切不问，令人恍如看到先秦分封食邑。 那么所谓的中央集权体制，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宋代财政史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即中央政府对全国的资源独占。从北宋前期起，直到南宋末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征"
- "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政府输送财赋之外，集权体制对地方社会还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也许逸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从宋代地方财政史的史实看，可以肯定的是，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看做大一统帝国确立的历史前提，恐怕是失于天真。中外历史比较告诉我们，国境线并不是经济交流的主要障碍。在大一统帝国内部，想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有时竟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不过大一统帝国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社会必须承担起维持大一统帝国所必需的、巨额的财政开支，用以供赡为安内攘外所需的庞大常备军，与统治这个帝国的、不断自我膨胀的官僚队伍。这是我们必须为大一统支付的成本代价。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赋役收入是国家机器得以存在的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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