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二刷发现好多之前没注意的细节（段子？）

工具书，用时翻阅即可。后半书只漫读经史，其余都忽略不读。

近日重读，所思所得已与三年前迥异也。

上大学时候读的，梁启超的经典作品。

这个版本不要读哦亲！ @2011-09-17 16:01:21

（顾亭林）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

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還有什麼學问的獨立？明末王學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們狠觉得可厭。清康雍间，王學爲衆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學自任者，我們卻不能不崇拜到極地。並非有意立異，實則箇人品格，要在這種地方纔看出来。

道學和禪宗，可以説是宋 元 明思想界全部的代表。

朝各方面的學術，然而我們認爲關係極重大，後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然而我們認爲關係極重大，後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孕育出來。

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搬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

习斋有一番不祥的预言，待我写来。他说：
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惧乎！（《存学编》卷四）
鸣呼！今日的读书人听啊，自命智识阶级的人们听啊，满天下小百姓厌恶我们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厉害，我们还在那里做梦。习斋说“未知幾之何向”。依我看，“灭文”之幾早已动了，我们不“知惧”，徒使习斋、恕谷长号地下耳。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至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

(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份，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贽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略举大概，可分三期：

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
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

到第三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来是阔达大度一路，当着这变乱时代，更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他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买收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以上所讲，是满洲入关后三四十年对汉政策变迁之大概。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

把以上各种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学术变迁的形势及其来由了。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他们所要建设的新学派方面颇多，而目的总在“经世致用”。他们元气极旺盛，像用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先辈所讲经世致用之学，本来预备推倒满洲后实见施行。到这时...

讲到这里，当然会发生两个疑问：第一，那时候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戛然中止?第二，那时候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一路发展?我现请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学些艰辛迂远的科学呢?我们最可惜的是，以当时康熙帝之热心西方文物，为什么不开个学校造就些人材?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因为这种专门学问，非专门教授不可。他既已好这些学问，为什么不找些传人呢?所以科举制度，我认为科学不兴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稣会内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前文已经说过。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智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附属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成效。无奈在欧洲的罗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发出有名的“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该教令的内容，现在不必详述。总而言之，是谈前此传教方法之悖谬，勒令他们改变方针，最要的条件是禁拜祖宗。自该教令宣布后，从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噪愤怒，结果于康熙四十六年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事业固然因此顿挫，并他们传来那些学问，也被带累了。

还有一件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立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允禛，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

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政府方面文化事有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曰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开馆，始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而告成，著录书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书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编成缮写七本，颁贮各地：一、北京禁城之文渊阁本今存。二、西郊圆明园之文源阁本咸丰间毁于英法联军。三、奉天之文溯阁本今移存北京。四、热河之文津阁本今移存北京。五、扬州之文汇阁本。六、镇江之文宗阁本并毁于洪杨之乱。七、杭州之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现已补钞，存浙江图书馆。原来搜集图书编制目录，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著录的书，每种都替他作一篇提要。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都不过私人意见。《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当朱筠（汉学家）初奏请开四库馆时，刘统勋（宋学家）极力反对，结果还是朱说实行。此中消息，研究学术史者不可轻轻放过也。

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那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方面很多，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  经书的笺释  几部经和传记，逐句逐字爬梳，引申或改正旧解者不少，大部分是用笔记或专篇体裁，为部分的细密研究。研究进步的结果，有人综合起来作全书的释例或新注新疏，差不多每部经传都有了。

二  史料之搜补鉴别  关于史籍之编著源流，各书中所记之异同真伪、遗文佚事之阙失或散见者，都分部搜集辨证。内中补订各史表志，为功尤多。

三  辨伪书  许多伪书或年代错误之书，都用严正态度辨证，大半成为信谳。

四  辑佚书  许多亡佚掉的书，都从几部大类书或较古的著述里头搜辑出来。

五  校勘  难读的古书，都根据善本，或厘审字句，或推比章节，还他本来面目。

六  文字训诂  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七  音韵  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

八  算学  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九  地理  有价值的著述不少，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

...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着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蜕变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讲过，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就这一点论，雍正十三年间最厉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还吃紧，以后便渐渐松动了。乾隆朝为清运转移的最大枢纽。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业，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其实到他晚年，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论，因年老倦勤的结果，委政和珅，权威也渐失坠了，不过凭藉太厚，所以及身还没有露出破绽来。到嘉庆、道光两朝，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受国际上莫大的屈辱。在这种阴郁不宁的状态中，度过嘉、道两朝四十五年。

那时候学术界情形怎么样呢?大部分学者依然继续他们考证的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经稍变。如大经学家王怀祖念孙抗疏劾和珅，大史学家洪稚存亮吉应诏直言，以至谴戍。这种举动在明朝学者只算家常茶饭，在清朝学者真是麟角凤毛了。但这种一两个人的特别行动，还算与大体无关。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闻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起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田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其二，西学之讲求。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两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原来中国几千年来所接触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入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南怀仁、徐日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西学中绝，虽有种种原因，但太平时代用不着大炮，最少亦应为原因之一。过去事实既已如此，那么咸同间所谓讲求西学之动机及其进行路线，自然也该为这种心理所支配。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洋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第一期所谓西学，大略如此。这种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自无待言。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辈在里头，译...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

“梁任公先生之学问文章，宜久为世人所共谂。”这是金兆梓先生在1943年为重刊梁任公著作六种事所撰缘起之开头，而这六种书的压卷之作，正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书为不世出之佳制，自不待言，近三十年来更是诸家踵事重刊，翻版不啻十百，然朱维铮校注本订讹补义在先，夏...

揣摩任公原意，返回撰述现场——中华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略述

此文以《商务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新在哪里》为题，刊载于2012年4月11日《中华读书报》第10版。刊载时编辑多有改动，以下按照作者原标题及原文。   返回“讲义”的现场 ——商务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缘起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年来不断受...

新校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缘起

《中国近三百学术史》本来是扩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而成，但写法上略有些不同，内容自然也扩展了许多。读毕以后，启发甚多。  任公的政论文写得波澜壮阔，如此文笔用于学术史写作自然也是俯仰生姿，试看他阐述清学者做《古文尚书》一段故事便可见一斑：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

悠悠万事，学术为大

一、时代背景     本书原为梁启超于1923-1924 年间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后根据听讲者回忆整理成书。彼时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国内军阀割据，国外一战刚结束。在文化上，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让梁启超在内的许多文人感觉到了危机。初读时我还在疑惑，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书报告

第一次读梁启超先生的长篇文章，还是《李鸿章传》从此就被深深吸引，这本书的评价则比那本更高。 随着学科的专门化和西方教育体系在中国的普及，“国学”成了个单独的学科，但是提到这些，或者是从现代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等角度，对古代文献仅当做资料进行现代分析...

读过的最好的国学启蒙书

一、导入 三百年（1623-1923） 学术主潮：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客观的考察 学术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宋元明思想：道学与禅宗 道学共同点：把儒家之言建设在形而上学--玄学的基础上；明中叶之道学王学与禅宗几为一家。 王学的反对派：事功派（张居正）、文学派（王世贞）、...

七千字笔记

作者：李成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讲师）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任公称道王念孙《广雅疏证》说： 石臞七十六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所以这部书可算他晚年精心结撰之作。昔郦道元作《水经注》，论者咸谓注优于经...

李成晴丨著书日课：存留写作时的生命印记——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

对于有清一代的腐儒们，一直都不太在意。 　　一则，我一直都以为满人占中国，应当属于外族入侵（满人的祖先就去金人），所以在清朝当官的腐儒们就是失节，按照现在的青年人的常用说法就是"汉奸"，这些腐儒们张嘴孔孟，却根本无法实践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文章来源 | 公众号：中华读书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任公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之后，他大多数时间都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著述与讲学。任公回忆道：“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并希望...

【转】俞国林：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著、讲授与传播

首先，照例来说应该充分赞扬一下这本学术著作。在第一页，开宗明义道：“这本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趋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份量和价值。”平心而论，这确实是我们窥探清代学术或者说传统国学的一本好书。本人国学并没有算入门，所以在这里说的话，大家要留个...

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存疑三则

将天津古籍出版社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看完。看这本书兴趣的源于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梁任公介绍了乾嘉学派在校勘、训诂和算术上的成绩，并对乾嘉的治学方法推崇为有别于汉学、宋学的清代学术的标志，积极加以肯定。而《中...

国学第一课

{搬运工按：豆瓣友邻@哲夫成城 前辈已搬运此文初版（参见：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118677/ ）。此书尚在校样本时，不佞曾协校一二。六月杪，俞国林先生赐示此文增订本，谓有新见材料，虽无甚文本价值，然亦可补传播史之细末，且为以《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作辩护。...

【搬运】俞国林丨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著、讲授与传播（增订本）

1、方以智  ·字密之，明末安徽桐城人。  著有《通雅》五十二卷，任公以為其講音韻訓詁部分不輸清人第一流作品。方氏其他作品書中未詳論，茲從略。  ·同時皖中有黃生，著《字詁》一卷，《義府》一卷，主聲訓。  2、王學後勁  ·夏峰先生孫奇逢，字啟泰。  生明萬曆十二年。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摘錄 明末清初部分

“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 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

诱奸

昨天，正觉得梁公此书《近三百年学术史》在音韵学历史上的梳理，没有把国际汉学和近代成果并收，很是遗憾。没想到今天便看到最新一期的《读书》刊登了此文《古音研究三百年》。十分简要地说明了古今的研究，对近现代成果作了较好的总结，对高本汉、赵元任、伯希和、杨树达等家...

音韵学史综述补充

梁公该书旨在梳理明清之际的学术的变动。因此，在梳理的过程之中明儒对阳明之学的反动梁公是作了有益的分析，对八股之士也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而我感触最深的尤是梁公在学术史上融入明末历史，使得读者真真切切的感觉到一个个著书立说的文人的投入到民族斗争之...

从学术到历史，从历史再到风骨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竖版+文言文+繁体的阅读是相当吃力的，最近朋友帮我从台湾带回来几本书，其中一本便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看了一个国庆节，才勉强看完一部分，先就一部分发表一下自己的阅读心得。当当了一下，网上有出几个版本，不知道跟台湾版的差别大不大。  学术类的文章和书若不是应...

荐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

中国画报出版社的这本梁启超《中国进三百年学术史》定价才19.8元，网上实际的售价仅5.1元，这么经典的著作，这么平易近人的价格，让人不心动都难。 整体来讲，本书的装订还是很好的，编排上也无吐槽之处。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人写序、导读之类的，内容的排版设计上也是挺用心的...

平易近人的好书

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

本书是中国近代政治家、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于20世纪30年代写成并出版的一部影响深远的名著，本书不仅总结和阐发了清代学术思想，而且对开清代学术先河晚明二十多年和作为清代学术的结束和蜕化的民国十余年的学术思想也有所涉猎、论述。它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为学杰思想史类著作中难得的佳作，出版后影响巨大，至今仍备受广大读者推崇。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