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的普罗米修斯

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它在当代社会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事实上，科学家仅仅是社会中人数很少的一部分。科学对其成员的选择是很苛刻的，而且科学家都要经过严格、艰苦的训练，由此普遍获得科学洞见的能力。这超出了大众(非科学家)所能理解和掌握的水平。 在尝试参与、理解和接受科学的努力失败之后，非科学家发现，科学是让人困窘的。由此，科学周围的文化形成了对科学的极其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希望，一方面是对科学的担心；一方面是对科学的景仰，一方面却是深深的无助和嫉恨。这带来多方面的后果。例如，这种情绪在后现代主义者和“科学元勘”(Science Study)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那里，发展成试图消解科学权威的努力。他们认为，所有的知识体系在认识论上与现代科学同样有效。作者对诸如此类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认为科学“是可靠的、持久的、远远超过任何社会习俗系统所能提供的保证”。 作者认为，尽管科学是形成我们当代社会物质生活的首要力量，但却是极为不适地镶嵌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母体之中。政治、法律，高级与低级的文化、金融、商业、宗教——实际上所有的组织都受到科学的滋养，然而这些文化中没有一个对科学世界观有着深刻的理解或同情。科学陷入周围文化的围困和抵制之中。 作者以“最大忠诚”，从文化、数学、目的论、技术、种族、教育健康、法律、新闻等十几个方面，“展开了对这种境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