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 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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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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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 打破传统政治叙事，引入社会史视角
- 揭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与无政府主义
- 探讨个人主义如何消融于集体主义
- 近代史与思想史研究者
- 对五四运动深层逻辑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知识分子命运与社会转型的群体
- 本书学术性强，逻辑跳跃，需耐心阅读
- 建议结合目录梳理国家到社会的脉络
- 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既往自由主义解释
- 视角新颖，提供了五四研究的社会维度
- 部分章节逻辑松散，材料拼贴感较强
- 对边缘知识群体及地方实践的分析有启发性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古代中国人一般遵从个人的自然欲望要服从社会性欲望的教条，“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与公共利益相违背而遭到摒弃，这是从“个人”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角度立论。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经济维度需要注意，因为无论是“公”还是“私”，都涉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私利”和“公益”也是相对立的概念，一个人不能只顾及一己之利，还要想办法为社会利益贡献力量。所谓“天下之公”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分配经济产品的考量，也可以引申出经济上限制个人私利的意思。 在政治上，普遍的“公意”不承认个人之“私”的合理性，最终形成反专制的国民自由平等的逻辑。在经济上，对“公意”的强调，则导向了平均分配的民生主义，由“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自然"
- "五四知识人吸收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以消灭家庭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这条路径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延续下来，他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原有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彻底加以摧毁。其实，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社会革命”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
- "周建人此论的精辟之处在于，在“集团主义”盛行的压力下，极有洞见地提示出建立一个真正“自我”和个人“主体”的重要性，这与国家面临危亡时必须奉献自我的总体精神导向并不矛盾，应该合一而观，两者兼顾，而不是仅仅强调为实现某个更大目标默默奉献自己，完全丧失了个体的存在。可惜周建人的思想在当时犹如空谷足音，根本无人理解，也少有响应。毫无保留地把“个人”奉献给团体组织，奉献给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仍然是抗战之后的思想主流，并渐渐成为达致个人解放的一条必由之路。 在此我想提出两点看法作为本章的结束： 第一，“个人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找不到任何相似的根基和传承依据。五四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引入和阐说虽喧嚣"
- "事实证明，与五四核心文化圈的疏离使毛泽东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表现： 一个方面是，在北京之行遭到冷遇后，毛泽东开始主动疏离五四核心群体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讨论，并力图构造出能认同于其非高等教育的乡土身份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但毛泽东又不排斥其中可借鉴的方法，如毛泽东一度对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很是推崇，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站到了胡适一边，并草拟过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内中包括了诸如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动问题、家族制度改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需进行研讨的项目，有的项目下还列有详尽的细目。 [390] 然而从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而观，毛泽东显然没有像胡适那样仅仅在“整理国故”的学术职能上理解实验主义，而"
-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主边界的确定，并没有采取五四核心圈当时风行的知识类型学的表述模式，以博取跻身其中的机会，而是由下而上地调动地方性历史与知识资源，进行身份认同网络的建设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具体情况是，毛泽东在倡导湖南进行地方自治时，已经失去了晚清以来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轴心作为参照。民国的成立名义上建立起了新的核心政府，但由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腐败和制衡规则的阙失，使得中央机构并没有具备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府运作的合理性，结果使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最终对上层政治秩序的改造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毛泽东对此现象同样是痛心疾首，认为民国时期的所谓名人伟士们大闹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是“十八省乱七八"
- "鮑桑葵指出：“作为最高的权力，国家一方面要对个人生活、家庭和经济生活的领域保持一种外在必要性的态度。它可以使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以排除意外事件和不成熟因素在共同利益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国家实质上是这些生活方式内在的明确目的，并坚决要使普遍的目的和人类的特殊利益达到和谐一致。简言之，它是公共意志或真实意志的化身。”"
- "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直到20世纪80年代，オ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有位大明星叫“莫小姐”（道德伦理革命），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1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该书林毓生指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自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与压迫，以及中"
-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党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一直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莫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莫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莫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解释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瘸子。 因为过度提倡“科学”以致到了崇拜至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