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它如何为五四翻案，而在它固执地把目光投向那些'失败者'与'边缘人'。毛泽东被核心圈冷遇后主动疏离，转而调动地方性知识资源重建身份网络；周建人在集团主义盛行时孤零零地呼吁保住一个真正的'自我'，'犹如空谷足音'。作者由此揭示一个反复出现的怪圈：凡是高喊'个人解放'的人，最终都要为个体寻找一个新型替代物——不是国家，就是社会，或某个'团体'，这恰是儒家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思路的现代翻版。于是'社会革命'的最大悲剧不在于压抑自由，而在于彻底断绝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当然，不少读者抱怨它思辨过强、材料拼贴、阅读体验佶屈聱牙——但正因如此，它更适合愿意啃、且对'知识分子如何自我收编'这一命题真正好奇的人。
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打破传统政治叙事，引入社会史视角
- 揭示五四时期社会改造与无政府主义
- 探讨个人主义如何消融于集体主义
读者共识
- 视角新颖，提供了五四研究的社会维度
- 部分章节逻辑松散，材料拼贴感较强
- 对边缘知识群体及地方实践的分析有启发性
精彩摘录
- "古代中国人一般遵从个人的自然欲望要服从社会性欲望的教条，“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与公共利益相违背而遭到摒弃，这是从“个人”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角度立论。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经济维度需要注意，因为无论是“公”还是“私”，都涉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私利”和“公益”也是相对立的概念，一个人不能只顾及一己之利，还要想办法为社会利益贡献力量。所谓“天下之公”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分配经济产品的考量，也可以引申出经济上限制个人私利的意思。 在政治上，普遍的“公意”不承认个人之“私”的合理性，最终形成反专制的国民自由平等的逻辑。在经济上，对“公意”的强调，则导向了平均分配的民生主义，由“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自然"
- "五四知识人吸收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以消灭家庭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这条路径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延续下来，他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原有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彻底加以摧毁。其实，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社会革命”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
- "周建人此论的精辟之处在于，在“集团主义”盛行的压力下，极有洞见地提示出建立一个真正“自我”和个人“主体”的重要性，这与国家面临危亡时必须奉献自我的总体精神导向并不矛盾，应该合一而观，两者兼顾，而不是仅仅强调为实现某个更大目标默默奉献自己，完全丧失了个体的存在。可惜周建人的思想在当时犹如空谷足音，根本无人理解，也少有响应。毫无保留地把“个人”奉献给团体组织，奉献给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仍然是抗战之后的思想主流，并渐渐成为达致个人解放的一条必由之路。 在此我想提出两点看法作为本章的结束： 第一，“个人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产物，在中国找不到任何相似的根基和传承依据。五四时期对“个人主义”的引入和阐说虽喧嚣"
- "事实证明，与五四核心文化圈的疏离使毛泽东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表现： 一个方面是，在北京之行遭到冷遇后，毛泽东开始主动疏离五四核心群体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讨论，并力图构造出能认同于其非高等教育的乡土身份的新型人际关系网络。但毛泽东又不排斥其中可借鉴的方法，如毛泽东一度对胡适崇尚的实验主义很是推崇，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站到了胡适一边，并草拟过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内中包括了诸如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动问题、家族制度改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需进行研讨的项目，有的项目下还列有详尽的细目。 [390] 然而从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而观，毛泽东显然没有像胡适那样仅仅在“整理国故”的学术职能上理解实验主义，而"
-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主边界的确定，并没有采取五四核心圈当时风行的知识类型学的表述模式，以博取跻身其中的机会，而是由下而上地调动地方性历史与知识资源，进行身份认同网络的建设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具体情况是，毛泽东在倡导湖南进行地方自治时，已经失去了晚清以来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轴心作为参照。民国的成立名义上建立起了新的核心政府，但由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腐败和制衡规则的阙失，使得中央机构并没有具备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府运作的合理性，结果使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最终对上层政治秩序的改造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毛泽东对此现象同样是痛心疾首，认为民国时期的所谓名人伟士们大闹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是“十八省乱七八"
- "鮑桑葵指出：“作为最高的权力，国家一方面要对个人生活、家庭和经济生活的领域保持一种外在必要性的态度。它可以使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以排除意外事件和不成熟因素在共同利益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国家实质上是这些生活方式内在的明确目的，并坚决要使普遍的目的和人类的特殊利益达到和谐一致。简言之，它是公共意志或真实意志的化身。”"
- "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直到20世纪80年代，オ有人提醒别忘了五四有位大明星叫“莫小姐”（道德伦理革命），应该让她登场亮相，才使得当年的祭拜风情蕴出些新意而不至于陈腔依旧。（1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该书林毓生指出：五四是与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目标分不开的”。虽然自五四以来这些“目标受到了不少左右政治势力的分化与压迫，以及中"
- "不难发现，这种解读自党不自觉地在大唱“纪念史学”突出五四政治特性的反调，显示的是“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特别能展示出台湾学者所崇尚的一种史学意识，同时也反映出台湾和大陆研究语境的明显不同。大陆的五四研究，除“赛先生”一直大受热捧外，“德先生”和“莫小姐”每回上台虽粉妆依旧下却仍觉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甚至有人直指“莫小姐”在民族自救的乱世狼烟中惊骇得花容失色，早已多年未见登台；“赛先生”则被持续追捧，终获升格为治国要策。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人们忽然发现，没了“德先生”和“莫小姐”的帮衬助演，“五四解释学”就如双翼或三翼折掉了一只或两只，成了瘸子。 因为过度提倡“科学”以致到了崇拜至极的"
目录
用户评论
杨老师这本新书是有底本，但这次增添了一倍以上的篇幅，新增的内容不止一章呦。
新版内容丰富了不少，但是逻辑上反而有点陷入矛盾。本来目标是摆脱启蒙伤痕叙事，结果第四章个人主义的衰亡史看起来却很像启蒙伤痕叙事，与第三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观和第五章从“社会”理念到地方实践不甚协调。另外作者关于“个人”很快被“社会”统摄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公私观的限制的看法，主要依据沟口雄三的观点，也让人觉得回到了作者批评的文化本质主义。当然不管怎么说，作者还是把握到了问题的核心。他也并没有要让大家与工农兵相结合，不应该给人扣红帽子。
如今提起五四人人都能说一句德先生与赛先生，本书则将五四放入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里，去考量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存亡和社会改造的历史抉择。关于个人主义兴衰的这一章我个人非常喜欢，在引入欧洲思考模式时，能在中国本土站得住脚的，其本身都可以在中国历史上寻得踪迹。放眼中国历史与现状，“个人”往往只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而个人主义的妖魔化也就从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仍需共勉。
有启发
看完唏嘘，任何主义走向极端都会变得可怕。个人主义的末路自私自利妨碍社会发展；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是走向新的专制，将女子生下的孩子交给机构让女子从事和男子一样的体力劳动，所有的人整齐划一并用严酷的道德约束自己；国家主义原本只是想召唤子民参与政治，在脑中形成国家观念，却变成政治动员的愚民手段；集团主义压抑个人主义的结果竟然是让1948年中央大学的一个学生自断小指以便能够戒掉拉小提琴！不禁感慨，百年中国人民太苦了。
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部分是修订新增，能够明显感觉到文风的差异。对历史人物文章引用时贬义词使用有些多，还是少些个人主观偏见为好。
有刻意立异之嫌
思辨性很强，有很多子命题蕴含在里面。但是整体的问题意识和逻辑串联却弱一些，更像是用“社会史”方法进行的一次学术实验。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引出对整个中国近代的再认识。作者有意隐藏自己的情感价值取向，想要在历史面前保持一定的中立，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导致了观点的淡化?想要联系古今而不能，实在也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一种探究。
在选择已完成，可能性彻底磨灭的一年后，我才发现，割裂不是痛苦的原因，割裂——原来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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