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一本写于特殊年代的学术著作，其真正分量不在理论创新，而在于它首次把'人情'当作可被精确分析的对象。阎云翔在下岬村发现：礼物并非简单的礼尚往来，而是社会等级的隐形生产线——不同阶层之间主要呈'向上流动'，下层以单向送礼换取上层对资源的支配权，收礼者反而借此摆脱了互惠义务。更耐人寻味的是婚姻一章：年轻夫妻以高昂彩礼嫁妆为动力争夺自主权，反而标志着父制衰落与个体性兴起。它适合这样的人：你已厌倦'人情世故'只是道德抱怨，想知道它背后究竟如何被权力、经济与制度结构所塑造。它不是一本温情脉脉的乡土回忆，而是一把解剖中国关系网络的解剖刀——冷静、精确，甚至略显生硬，却让人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随礼与面子。
作者简介
阎云翔，1954年生，师从著名学者张光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著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著作。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李放春（译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
刘瑜（译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基于下岬村七年田野调查，深度解析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与面子文化。
- 区分表达性与工具性礼物，揭示礼物交换如何构建和维持社会关系网络。
- 探讨社会主义转型期，婚姻交换与权力结构变化对传统互惠原则的重塑。
读者共识
- 作为经典民族志，内容扎实且引人入胜，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非制度化特征。
- 对“人情”、“面子”及关系网络的剖析极具洞察力，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
- 学术价值极高但可读性稍弱，部分读者反映校对存在瑕疵，需辩证看待。
精彩摘录
- "1959——1961年的饥荒标志着下岬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自那时起绝大多数村民逐渐认识到，做典型村就意味着要承受上级指令的非理性的社会试验。"
- "贝夫认为，礼物交换同时具有表达性（expressive）和工具性（instrumental）的功能。“表达功能即赠者与收者之间既有的地位关系决定了礼物交换的情状（要送礼物的种类与价值），而馈赠支持了该地位关系。这与礼物馈赠的工具性运用形成了对照。在后一种类型中，交换状况（礼物的特点与价值）决定了地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送礼而操纵了地位关系。”（Befu 1966-67:173-74）在我看来，表达性的礼物馈赠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并经常是反映了馈赠者和收受者间的长期关系；与此相对，工具性礼物仅是达到某种功利目的之手段并一般意味着短期的关系。"
- "本土的关系概念与地方的小世界： 界定某一关系网络中不同私人关系之特点的地方范畴有三个：（1）“实在亲戚”，（2）“靠得住的”，（3）“一般亲友”。根据当地的定义，我把这些术语分别译成关系网的“核心区域”（personal core）、“可靠区域”（reliable zone）和“有效区域”（effective zone）。 “死门子”与“活”：在这里，汉字“死”与“活”构成了在死板与灵活、无能与能干以及最后在（社会性的）死亡与生存之间有趣的二元对立。关系网络的社会重要性，在这些描述性用语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国家政治活动/运动对私人网络关系的影响： 集体化有助于将先前的社区关系融入私人网络，因"
- "人情是个伦理体系，当一个人与他关系网中的他人相处时，它指导和规范他的行为。从规范的层面上说，人情依赖于报、沾光和面子等基本概念。从实践上来说，人情代表着社会接受的、正确的人际行为，对人情的触犯被视为严重的错误行为。正如金耀基所指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人情这个词指的是人际关系，即，同他人共处的方式”（King 1988a:78）。人情伦理只能适用于一个人的关系网络之内；关系的边界和人情的影响范围由多种形式的社会交换，尤其是礼物交换来界定。不过，中国社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有趣社会现象是，人们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人拉入他们的关系网，因而不得不将人情伦理运用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中。"
- "礼物交换的不均衡： 这个新的社会等级体系对礼物交换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是，在公共生活中，单向的、向上的礼物交换变得更精致复杂了。与革命前的实践形成对照，由于国家对村庄生活的渗透的强度和干部权力日常往复的运用，单向送礼的新模式涉及几乎所有的村民。单向的送礼有三种形式：（1）村民送给干部，（2）低层干部送给上级，以及（3）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 “否定性互惠”的存在：一方收到礼物但不履行回偿义务的情形。 非均衡互惠和社会等级的再生产： 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的权威是基于它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并由新的干部阶层来维持和强化。这种垄断导致了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依附于官员；这个现象被魏昂德描述为“"
- "这两种模式的基本不同在于，在前一种模式中，无论对于老一辈还是年轻一代，夫妻关系都不是目的，新娘和新郎的独立性被父母的权力和家庭的利益遮蔽了；而在后者中，夫妻的独立性已成为年轻人索要高昂彩礼和嫁妆的动力，新娘和新郎（潜藏在后）在婚姻交换中已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因此，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被重新界定了。 个体性和夫妻性（individuality and conjugality）的上升，自然地显示出了父权制的衰落。这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结构性变迁。费孝通曾指出：“我们的家既是个绵延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妻成了配轴。”（Fei 1947:42）而在一个“单过”型的"
- "婚姻交换的性质：偿付、资助和家产继承 婚姻交换不再是一种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而成为一代人向下一代人分配财富的方式，或已婚的儿子在父母去世前继承家产的新形式。由此，新娘和新郎个人对夫妻独立的追求代替了父母对大家庭利益的考虑，而成为婚姻交换的协商和安排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在集体化体制中，个体劳动力是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源，这一事实也鼓动了年轻人的独立性。而且外出工作机会的增加和与婚姻有关的新传统（比如照订婚相），激发了情侣间相互的眷恋与情感联系。夫妻关系渐渐成为主要的（和自觉的）观念，夫妻核心家庭最终成为一个客观的目标（参见Cohen 1992; K. Johnson 1983; Parish"
- "更重要的是，地方世界中道德和感情的方面不容忽视。正如凯博文所说：“它们[地方世界]应被理解为道德世界，因为在经验的人际流动中，先于、构成、表达我们的行动并为我们的行动所塑造的是一些特定的地方模式；这些模式不断再创造着那些对我们来说最至关重要的、最恐惧的、最渴望的、最受其威胁的、最想超越它抵达安全的事物以及我们将其奉为目的或生死的终极意义的事物。” 礼物馈赠真正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观念（否则它就是抽象的）。进而，随礼活动促成了人情在村庄社会内人格之文化构建方面的教育和规范力量。 总结礼物和关系/人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礼物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或一种依靠关系这一社会基础传达人情的工具。然而礼物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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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写的比费老的《江村经济》好，但结论似乎不如之后的《私人生活》有意思。装帧设计非常好看，可惜编辑的校对功夫也非常糟糕，129页的表格中有错别字，183页的表格中箭头方向错误，另外还有几处可能是译者输入出错的非常简单的病句，扣一星。
在一个经历了时代巨变的东北小村庄，礼物在人际关系间的流动极为频繁。“礼尚往来”既是载入《尚书》的传统文化规范，也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送礼还礼行为。独特的年代提供的三对关系——干部—村民、城—乡、红—黑——使得典籍或者老人传承的以礼构成的乡村社会秩序发生改变。阎借用黄光国对人际关系的三种划分中的两种——工具性和表达性对下岬村村民的礼物赠予行为进行分类，再接入一对社会分层的横向和纵向关系进行细一步分类。前者既是韦伯学说中价值—工具型概念的变体，又包含了对于理性话语和政治叙事中对于个体情感表达的遮蔽；后者则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后农村陷入“再分层化”的尴尬境地。历史的镜头被拉长后，掩盖在传统文化复兴话语背后的现实情况更接近一种传统文化的碎片拼凑。时间在新世纪前戛然而止，村庄里的礼物继续在流动。
“当地人把这些人叫作‘死门子’……这些人一般被认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或者‘不会做人’。后一指斥听起来更严重些，但含义是一样的，即：这个人未能在社会中确立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从而暴露出对于为人处世的无知。因此，‘死门子’象征了这些人的无能和死板，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象征了他们在社会交换与网络建构领域中的社会死亡。”由此想到某年回家，我拒绝参加高中同学（他妈和我妈是同事）婚礼时，我妈那种焦灼痛苦的状态，大抵就是因为害怕我这种“不能维持私人网络的”“死皮”，有让全家在将来沦为“死门子”的危险吧。其中可能凝结着一代人在走路子、托关系的普遍权力寻租竞争中落败的苦涩记忆。
在实践中，在农村一个通晓人事的热心大妈对于本书内容应该早就烂熟于心，并在实践中运用地炉火纯青，只是写成论文或是学术书，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况。虽然有趣，但其实这种人情世故的地区间差异还是蛮大的，比如江浙沪嫁女儿和莆田闽侯这一带嫁女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我心中Yan老师的形象 已经跟Casper David Friedrich最有名的那幅山巅背影分不开了…
将礼物的模式放在中国乡村结构下考量，区别于城市中礼物的利益性作用，发现了在一个“安土重迁”社会里不同场景下礼物馈赠原则，分类和意义。通俗易懂，联系自己在农村生活经历觉得获得了深刻启发！准备下一本看莫斯的礼物😁
补一个
沒有特別見仁見智的內容。
中国南北地域的礼物流动有很大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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