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韦伯：法律与价值
Availability: InStock
Rating: 9.2 (171 reviews)
Author: 李猛 编
ISBN: 9787208036505

韦伯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引用率之冠冕的形象在于他描绘的理性官僚体制图景，但是这种形象本身的简单化、唯理化是值得商榷的，让我们给韦伯再多一点卡里斯玛好不好：韦伯的两大研究领域是对现代政治制度方方面面的系统研究和对各大宗教文明的比较研究（犹太/东方）。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把这两大研究领域分开来看，或者我说得更清楚一点，把事实和价值分开来看是为了让二者相互参伍错综。亚里士多德在《尼伦》的结尾谈到政治哲学之不同于伦理学的区别在于暴力。而其“支配社会学”对现代国家的理解与罗尔斯、阿伦特分歧便是资本与暴力的结合。暴力是政治共同体——国家不同于任何其他组织的构成性特征；更早的色诺芬在《苏回忆录》中便强调区分合法与正当，韦伯可能认为现代版本模糊的来源在于法理权威对体制的控制，这和卡夫卡用人制和机制寓言反卢梭有关。

读猛大的文章简直就是打击自己学术信心....

李猛写过一篇文章，说社会学这个年轻学科的三位宗师的旨趣并不是今人熟悉的这个社会学，而是19世纪以来的诸学科。马克思是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黑格尔左派，韦伯致力于法律及其历史的研究，涂尔干深受道德哲学的熏陶，所以社会学的早期经典著作应当放在观念史的脉络里来读（此人遂追随源头转向了观念史/政治哲学）。这里面的那篇文章就是在实践这种认识，以至于我忘了韦伯在说什么，反而记住了一堆德国法律史的细节。。其实韦伯对科层制的认识和施密特论利维坦很像

主要是为了李猛的那篇文章才买的。算是汉语学术的一个标杆吧，虽然个人实在不太喜欢欧化的表达方式

《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可与《论抽象社会》、《理性化及其传统》配套通读。很烧脑，尤其要关注注释部分。

郑文认真，猛文很猛，S文啰嗦...

国内研究韦伯法律思想的扛鼎之作了，尤其李猛长篇论文《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实在太牛逼了！

终于读完了李猛那篇。。李猛的问题意识的确高明。

读了李猛那篇和另外一篇短的。五星给李猛文，不过自己还要再多读韦伯的原著，加深理解和体会。

很好的韦伯二手入门简介，李猛主编

李猛的文章很有启发性，尤其对我这样的程序法专业的学生。

读罢猛文，笔下那个追索自由的韦伯形象实在和lk笔下的托克维尔过于重合…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在书写和剖白自己吧。

×1 施文比较罗嗦，容易走神不好懂，以后再读一遍吧……

作为以书代刊的主题集刊，首辑奠定了极高的起点水准。几篇（部）十万字规模上下的论文和译文，或宏阔恣肆，或精微谨严，搁现在不知能拆出多少知网论文或注水豆泡般的系列译著，当然更可能是找不到地方出。主题版块领域聚焦，形象多样，风格各异。并不算短的短篇也是俱为佳作。

读了猛大部分，我只想说我想考司考！

整个支配社会学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政治领域中无法找到与宗教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和个性塑造"的反题结构相应的张力。无论是所谓的“革命”、克里斯玛，还是以民族或国家面目出现的政治斗争，都无法真正成...

现代人的个性，正是在破碎和完美之间摇摆，在分裂与整合之间挣扎，同时面对深度自我与表面自我的双重考验，将理性化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从轰鸣的机器延伸到“机器中的幽灵”。

分析得非常到位。已经可以看出与后续责任伦理、信念伦理的表述关联。 此处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能够预见到某一既定行动的后果，而在于不应凭倚预见来证明行动的正当性。韦伯随后如此概括这一立场：“基督徒只需公...

所以责任伦理是更为需要审慎的、平衡的伦理准则。信念价值和效果价值并不非此即彼。于是可以理解在政治为天职中说的真正的政治家具备的品格。 就我们考察的宗旨而言，可以从韦伯这第三阶段的著述中得到什么东西？...

从韦伯的思想来看，“为自己而斗争”并不是一种社会普遍性的能力，倒是一种韦伯所赞賞的“市民阶级的品德”，是市民阶级特有的“精神气质”，是自由的伦理理性化动力。耶林曾指出:“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

果然，情感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之间存在亲缘关系 韦伯在自己的行动取向类型学中提出，在情感取向与价值—理性取向之间存在固有的亲近，这种思路绝非偶然。价值—理性取向也同样要求，对于事业得在根本上抱有一种充...

语出康德 从伦理的自然状态中走出，从个人“不断遭受恶的侵袭”的暴露状态中走出，和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一起，合手创见一个“伦理共同体”，一个“以德性法则为依据的普遍共和政体”，以公有原则下对至善的促进为己任

关于普遍化检验 检验（一项准则）是否可以一般化（generalibility），也就是同时在检验（该准则）寻求赞同的一般能力

第一次对康德伦理学有感觉，好像从“人性公式”中看到自由理性主义，虽然还是怀疑自己了解不够、有误读（笑抽） 只有当我认为他人具有其自身的目的，并且认识到他人明确具有理性自决的能力，我才会切实尊重体现在...

责任伦理……比如同时考虑为意志的纯粹性担负责任，或最好是将两者综合考虑。因此，并不存在不具备信念价值的某项道德行动。但不管怎么说，不具备效果价值的道德行动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信念伦理可分为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

而我想做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想做的，就是使“永恒之战”不再永恒 在这个地球上，人与人之间有着无可避免的永恒之战（Weber 1971: pp.28-29）

在一个“尾随者的国度”中，幸福论驱动下的富强话语使那些思想或行动中的形形色色的“立法者”忘记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一旦那些社会理性化的纪律，没有任何伦理的意涵，更不用说与自由的关联，它就只不过是死板...

田的这篇10多页的短文，实际上就是李猛文章里的开篇部分的几句话。。。

事实上，正是这种技艺理性构成了英国程序技术的关键环节。从韦伯社会理论的角度看，技艺理性似乎既非实质理性，亦非形式理性。它的要害是如何发展一一套复杂的技术来将多元实质理性中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与稳定性...

因此，无论法律实证主义，还是法律的各种道德化论述，事实上都犯同样的错误：它们都将价值或权利与其实践技术混淆起来。人的基本权利仅仅是一种可能，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同样也只是一种可能，它们都是人们行动的...

李猛对普通法两类案件的理性化过程的文字说明实在太强大了。。

.......绝望正是韦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位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根本立场。在社会学家曾经写下的一段最完美的文字中，韦伯告诉我们，正是＂越来越具有毁灭力量的无意义性＂，带来了世界的除魔，使我们超出平淡的...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对歌德的个性观念的讨论。[40] 韦伯指出，歌德在其巅峰时期创作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浮士德》的第二部中告诉我们，现代的个性不再是古典主...

整个支配社会学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政治领域中无法找到与宗教社会学中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和个性塑造"的反题结构相应的张力。无论是所谓的“革命”、克里斯玛，还是以民族或国家面目出现的政治斗争，都无法真正成为例行化的对抗力量，甚而不如说是和后者构成了共谋的关系，谋夺自由的残存空间。

在这个地球上，人与人之间有着无可避免的永恒之战（Weber 1971: pp.28-29）

只有当我认为他人具有其自身的目的，并且认识到他人明确具有理性自决的能力，我才会切实尊重体现在他人身上的理性存在物的共同体性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再以效果取向的方式，来指导自己如何应对他人。相反，我与他人的关系应该呈现出道德—实践方面的意义。它会经由对于某种（伦理）价值的共同认识，成为我们之间的关系。

检验（一项准则）是否可以一般化（generalibility），也就是同时在检验（该准则）寻求赞同的一般能力

从伦理的自然状态中走出，从个人“不断遭受恶的侵袭”的暴露状态中走出，和所有心存善念的人一起，合手创见一个“伦理共同体”，一个“以德性法则为依据的普遍共和政体”，以公有原则下对至善的促进为己任

韦伯在自己的行动取向类型学中提出，在情感取向与价值—理性取向之间存在固有的亲近，这种思路绝非偶然。价值—理性取向也同样要求，对于事业得在根本上抱有一种充满激情的献身精神。

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处对歌德的个性观念的讨论。[40] 韦伯指出，歌德在其巅峰时期创作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和《浮士德》的第二部中告诉我们，现代的个性不再是古典主义理想中那种追求完美的个性。不过，它也不是浪漫主义式的总体个性。现代人的个性，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到艺术或某种神秘体验中去寻找个性形塑的空间，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探索一个人的个性。[41] “天职”就是这种个性的鲜明表现。因此，在韦伯的眼中，现代人的个性并非力图到专门化的工作之外，去寻求那种看不见的总体，而是放弃了“普遍个性”（universal personality）的渴望[42]，面对一个“破碎的世界”（world in fragments）和破碎的灵魂（fragmentation of soul），现代人个性的“总体”就体现在他的工作中，在他的工作中寄托了自由的可能性。这样，韦伯的社会理论就摆脱了现代社会理论中常见的怀旧或乌托邦式的主题[43]，通过专门化的个性塑造与伦理理性化，将自由问题与理性化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里，腾布鲁克强调的“世界的除魔”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就展现出来了。正是“除魔的世界”要求人们实现一种“英雄主义的伦理”。这种伦理对每个人所提出的根本要求，只有当这个人在其生存非同寻常的“杰出”状态中，才有可能实现。[44] 但正如韦伯在分析“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时所指出的，面对这种“杰出”状态以及超验秩序与日常现实之间的紧张，不是逃避这种紧张或者借助符号手段来协调二者的紧张，而是利用这种紧张，作为人的伦理理性化的动力，象新教徒当年的选择一样，从人的天职入手，完成这一天职的“日常要求”[45]。用韦伯的话说，在现代社会中，人要获得个性与自由，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操持他的生命之弦的守护神（daemon）”。[46]

.......绝望正是韦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位现代性的社会学家的根本立场。在社会学家曾经写下的一段最完美的文字中，韦伯告诉我们，正是＂越来越具有毁灭力量的无意义性＂，带来了世界的除魔，使我们超出平淡的自由主义和有机循环，而且恰恰是这种＂世界绝对的不完美＂，最终使禁欲者在实践中尝试最彻底的伦理理性化。唯有绝望，才能正视我们面临的历史命运，担负他，将它变成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唯有绝望，才开始知道如何挣扎。

因此，无论法律实证主义，还是法律的各种道德化论述，事实上都犯同样的错误：它们都将价值或权利与其实践技术混淆起来。人的基本权利仅仅是一种可能，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同样也只是一种可能，它们都是人们行动的潜在背景，而真正得以制度化的从不是含糊但却趋于绝对的的这些彼此相互冲突的权利，而是时间权利的技术。因此，制度化形成的既非实证主义眼中的法律“权利”，也不是通过法律来认可的基本权利，更不是道德主义者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或正义，而不如说是践行这些权利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样，制度化意味着技术化。在各种“实体法”中，充满了对这些实现权利的技术的可能空间的规定。而对法律发展的比价研究表明，发达的法律与不发达的法律之间的差别，正在于这些与权利的具体实践方式有关的原则，而不在于基本权利方面含糊的“一般条款”。

就我们考察的宗旨而言，可以从韦伯这第三阶段的著述中得到什么东西？在我看来，由这么三点很重要：（1）在韦伯论俄国的著述中被描述为泛道德主义的伦理，现在已被称为信念伦理。他坚持将这一伦理进一步细分为积极主动的和消极被动的两种变体（前者是革命的激进主义，后者是托尔斯泰式漠视世间秩序的挚爱）。与这两种信念伦理相对的，是具有同等地位的责任伦理。后者取代了效果取向伦理的概念。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一样，都是一种大师伦理，只是前者使具备伦理根据的政治现实主义，一种责任政治成为可能。就术语用法而言，通过这种方式，责任伦理现在也和纯粹的实力政治区分开来。（2）韦伯明确谈到了某项伦理行动（或是克制住自己不去践行某项伦理行动）所具有的信念价值与效果价值。他就像康德一样，用纯粹意志或善的意志来描述信念价值。而效果价值则是从其可预见的各种后果来描绘的。因此，这样的区分并不体现出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责任伦理的准则并不要求必须考虑为行动的可预见后果而非意志的纯粹性担负责任。正相反，在考虑为行动的可预见后果担负责任时，必须同时考虑为意志的纯粹性担负责任，或最好是将两者综合考虑。因此，并不存在不具备信念价值的某项道德行动。但不管怎么说，不具备效果价值的道德行动还是有可能存在的，也不会就此丧失其伦理地位。

此处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能够预见到某一既定行动的后果，而在于不应凭倚预见来证明行动的正当性。韦伯随后如此概括这一立场：“基督徒只需公正行事，行动的后果可交付上帝。”这样的立场表现出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仰，或者用世俗的话来说，表现出对善在世间的终极胜利持有无条件的信任。

就纯粹的伦理角度而言，这样的立场显然不存在什么问题。尽管如此，由于它不承认政治在伦理面前享有自主地位，从而拒绝从可预见的政治后果的角度出发，来证明某一伦理行动的正当性（或者克制自己不履行该行动）。不管怎么说，这还同时意味着在政治中必须无条件地遵循伦理命令，把消极后果看作世间非理性的某种体现，要不就看作对于自己信仰或信念坚定与否的某种检验。

这种立场依据的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只有伦理价值可被视为指导行动的准则，而这种事态又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韦伯据此称其为泛道德主义。因此，这种伦理世界观或者是对所有非伦理的价值抱持整体否定的态度，或者就贬低它们在伦理价值前的相对价值。就此而言，它认为伦理无限界，只有伦理可以声称具有有效性。

因此，韦伯对比了泛道德主义与效果取向伦理。泛道德主义只承认伦理命令式指导积极行动的唯一可能。伦理命令式无条件地、明确的，并且还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需要人们愿意投入一场持久的“求索正义之所在的战斗”，一场正义之战。倘若出于某种原因，需要拒弃这场（革命的）战斗，比如说，因为合乎伦理需要但却漠视世间秩序的挚爱和善与强力的使用格格不入，那么，唯一的替代选择便是自我否定。这一选择意味着弃绝政治行动，如托尔斯泰晚年所为。与此相反，正如我们可以从行文中推出的那样，效果取向伦理引出了一种不同的与世间的关系。

效果取向伦理的尊行者认为，伦理的价值和非伦理的价值都可以指导积极行动。不过这种接受并不意味着非伦理的价值取代了伦理价值。正如韦伯的效果取向伦理概念本身所示，关键显然在于伦理命令与...

思想与社会

这本书以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为基点，探讨了西方法律、社会、宗教的理性化、司法理性、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全书分“主题研讨”、“研究论文”、“书评”三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