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士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等编写。
精彩摘录
- "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汉代的士大夫，至少从汉武帝以后，则很少是没有”恒产“的。”士族化“与”恒产化“事实上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面，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了。"
-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是事实。"
- "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的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让“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发展而不加控制，则将威胁社会的稳定性。但“自由流动资源”如果过于贫乏，传统的（主要即贵族的）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为之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地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帝国的统"
- "春秋战国时期，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出现以后，首先便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方面：从各国君主一方面说，他们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下需要有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从知识分子一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的权威。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突破并没有带来天上王国与人间王国的清楚分野，耶稣与凯撒之间也始终无法划明权责。故中国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别具一格的。西方国家与教会对峙的局面则从来不曾在中国史上出现过。不但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出来的，他们也不能像西方专司神职的教士"
-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 "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属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 "原始儒教不尚“空言”，但求“见之行事”。孔子所讲的都是一些当时人人可以懂得的人生大道理。儒教当然也有它的系统，但是至少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其中自然的脉络似乎多于人为的建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以儒教不求“最后之因”，不问“第一原理”。孔子也许对“性与天道”都有自己的深刻了解，但那也是“但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孔子所始终关心的则在天下是有道还是无道。他把变无道为有道的责任首先加于“士”的身上，这便是所谓“土志于道”。总之，原始儒教要求“士”根据人人共见共喻的大道理，努力将我们的世界改得更好一点。天下愈是无道、愈是昏暗，“士”的改造世界的责任也愈大。马克思说：“哲学家从来都在以各种"
-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论断是完全根据西欧的历史经验而得来的。他的五阶段论也只是西欧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总结。他把古代亚洲的社会经济形态含混地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要使它和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区别开来。总之，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八八七年他再《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特别强烈地反对有人把他关于修资本主义发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国史的上面。......马克思晚年之所以特别声明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式痛感于他的信徒（甚至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内）把他的研究结果过度地推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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