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是一部从疾病切入社会与政治的医疗史著作，但真正打动读者的，是它如何借麻风这一“最脏、最边缘”的病，丈量中国人的心态边疆。书中最见功力的部分，是梳理麻风如何从唐代值得尊敬的士大夫之病，一步步沦为南方瘴气、好色之徒、不守妇道女子所染的道德污点——疾病的污名，原来是由医学分类、儒医的退场、道教的阐释与民间叙事共同写就的。读者尤其偏爱明清隔离与近代国家介入的两章：麻风院如何靠社区、麻头与“自然的恶”维持运转，又如何在“新中国必须直接管理一切”的执念下被抛弃。它提醒我们：如何让疾病只是疾病，从来不只是医学问题。
作者简介
梁其姿，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1982至2008年任职台北中研院，曾先后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2008—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2011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2010年被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组织，著有《施善与教化》(1997)一书。近年专注于医疗史， 著有《中国麻风病史》(英文, 2009)一书， 并主编《女性与医疗》(英文， 2006)、《东亚华人社会近代健康与卫生史》(英文，2010)等书。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追溯麻风病在中国从医学概念到社会污名的演变历程
- 揭示疾病与宗教、性别、政治及殖民主义的深层关联
- 探讨公共卫生如何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
读者共识
- 学术功底深厚，视角独特，是医疗社会史的经典之作
- 明清时期章节精彩，近代及共和国部分资料略显单薄
- 深刻揭示疾病背后的政治隐喻，引发对污名化的反思
精彩摘录
- "换句话说，许多麻风院在清末数十年运作尚佳，因为有政府定期的资助和保留了一定自主权的病人捐助的钱而能自给，至少使一些麻风病患不用流落街头传统的麻风院依靠下列几个方面：联系紧密的社区，它关注每个居民的健康状况，无论其贫富；政府信任的麻风头，他们一直对当地病情了如指掌，充任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中间人；默许一定程度的贿路，它被视为把制度维持下去的一种自然的恶（ natural evil）。这项制度也基于麻风病是不治之症的看法，其主要目标是不让最箱糕的传染影响社区，为贫困的麻风病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医护资源。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民族主义者不愿接受这样一种制度的前是。肖先，他们不信任地方的中间人，因为他"
- "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不可避免地使健康、卫生和医学问题成为民族主义者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正是在此语境之下，我们才可以分析中国人民如何成为生物医学的臣民。因此，新的身份不是由强大的殖民国家和下属代理机构促成的，如在印度、朝鲜、菲律宾，或许甚至是英属非洲那样。源于19世纪的殖民主义的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形塑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性的构建：软弱的本土政府；精英分子关于彻底西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话语；经常有效抵制西化话语的对本国（帝国）历史深刻、普遍的记忆。目前的研究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元素：丰富厚重的历史——它们大多通过文献传承，以及由强健、鲜活传统的对医药卫生的普遍认识与信仰，它们强化了中国"
-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近代中国，在对大风/疠/癞漫长的医学认识史上，有两个几乎互相对立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发现对此疾的描述和分析越来越深入，最终促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疾病的概念化，它不属于非常宽泛的风证。相同的趋势也出现在疗法的领域。用性质较平和的药物而不是烈性的有毒药物先调理虚弱的病人，也表明对此不治之症的治疗有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从明代中期开始，由外科医生撰写的麻风或疠/癞医学专著的出现，最为清楚地反映了此一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察觉麻风疠/癞不断被污名化，被贬低到外科门，为精英医家所冷落。道教治病术士和仪式专家阐发了他们对此疾病因的新认识，包括其通过虫或蛊毒在家族外传染的特点，突显了其神秘的危"
- "本章并不试图提供1949年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完整图景。大量信息保存在地方档案馆，其中大多数在本研究开始时很难看到，甚至现在仍难以查阅。大多数能获得的原始资料以及当局，都强调麻风控制的“成功”，这方面的资料很丰富。另一方面，许多微妙的问题依然难以厘清"
- "历史的教训如何吸取不仅取决于它和当代问题的相关程度，也取决于一个更繁荣却并非更民主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
- "外科是宋之后兴起的专科，涉及有“外部”症状，即身表面症状的疾病。正是从此时开始，大风癞病作为单独一类疾病，越来越多地被讨论并被视为皮肤病。 把大风癞病重新划分到外科，或者说有明显外部特征的疾病，和大多数精英儒医对其兴趣的逐步丧失同步。虽然风证依然是值得精英医家持续关注的主要病因类别，但外科、眼疾，以及针灸、手术等那些需要操刀针的专科，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医家所冷落。另一方面，道教治病术士成了外科疾病，包括大风/癞疾的更大胆的医者和提述者。 宋元时期，文人医家开始将儒学作为典范、其学习与实践以回归古老的经典、强调精细的诊断技巧、通晓药物以便对症下药为特征。他们也开始与需要操刀针的技术和施以重"
- "大约从3世纪开始，佛教和道教的教义际上明确了疠/癞的不道德。人们普遍相信，恶疾，尤其是那些皮肤上有显腿而丑陋的外部症状的疾病，是对患者或其先人未经悔改的过恶行或罪的报应。此种信仰一直非常强烈，甚至帝国晚期的儒医依然承认报应是疠/癞的重要原因。人们也认为此疾是会传染的，正如认为道德败坏会殃及他人。人们相信，传染主要通过媒介“虫”，因此基本局限于患者的家庭成员之间。 在某种程度上，丈夫可怕的疾病是不幸的妇女赢得官方旌表的节妇高尚地位的良机，这也是她能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帝国官方史册的唯一途径。得了恶疾即意味着为天所弃，原本可以合法解除和病人的婚约却坚持履约，此种高尚行为意味着接受或者甚至拥抱可以逃避的"
- "人们认为的病人道德缺陷的很大一部分实际是对其亲人和邻居的恐惧的反应，这种恐惧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之间原来的关系，产生了所谓的病人的道德缺陷。一些病人变得对别人非常有攻击性或有暴力倾向，另一些人则自怜不已。这些反应很可能是不愿接受悲惨命运的结果，其命运不仅逐渐被视为无法挽回，也残酷地反映在最亲的亲人和朋友因为惧怕传染对病者赤裸裸的排斥上。恐惧通常是涉及麻风病患的命案的直接原因，前文提到的大多数案子据示了此种恐惧如何滋生家庭内部或村庄里的猜疑、妒忌和仇恨。 不过，明清时期的绝大多数养济院，理论上每县一个，是作为国家善行的象征，明初在开国皇帝一声令下创办的。所有的国家养济院都建在县城的城墙之内，院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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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近代以前的不错，尤其是麻风由北方男性的疾病到南方女性的隐喻那部分，近代之后的就不是很好了，尤其是共和国那章，可能是资料的问题
宋朝苏东坡借用大风歌打趣朋友，尚不知道是传染病。清代开始搞一些麻风隔离村 病人自我管理，风头甚至变得很富。近代国外东亚病夫思潮，管麻疯病叫中国病。屈辱的历史你了解吗？ xmly
厉害，五体投地
收尾处那句“历史教训如何吸取不仅取决于它和当代问题的相关程度，也取决于一个更繁荣却并非更民主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真是让人常呼一口气。
麻风作为一种历史性疾病，因其症状特征、传染性，而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众多因素相结合，疾病出现了社会化。明清及以前与巫术，南北方观念。男女社会地位、儒道释教化相结合，诞生了对麻风病人、女性、粤人的歧视，或是作为教化工具来吸引信徒。近代以来，则与西方的基督教、种族、肤色等观念杂融，形成了华人的歧视，和宗教救赎等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理解麻风主要依赖两条路经，一是麻风在中国再次走进国际社会的标志性意义，在西方落后与现代二分法形象塑造下，是否能消灭麻风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以现代国家走进世界；二是麻风在现代化国家治理建构中的意义，通过行政手段推进麻风村建设，实质也在反向推动国家卫生体制的建设。对于当下而言，最有意义思考是传染病政治化隐喻，意味着防治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制度与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十年后再看麻风或许却如桑塔格所说，我们已能够或被赋予这种权力而将麻风真正地看作是一种疾病而非其他，但除去她所提到的至今仍萦绕着种种迷思的艾滋病外，恐怕今时今日最能与其相映衬的正是我们此刻所经历的当下，只是与这个千年来盘旋在帝国史其上挥散不去的阴霾相比，我们此刻却真实地被名为疾病的某种乌云压抑地呼吸着。
或许我们也可以借助作者最后的设想来思考此刻将会怎样在可见的未来被记录甚至“歌颂”，毕竟史料如此丰富，近乎到了俯拾可得的荒谬程度，我们会想也许二十年前的某场胜利会被当做此刻的前奏，当然也会有千年来这片土地上人民不屈不挠的艰辛，这一代人所共有的艰苦特性云云……我们似乎心照不宣知道什么会被记录或成为历史，于是由此多少可以猜测到此前有关于此的历史中，多少种复数的可能被抹去。
梁其姿老师对史料的分析真的是鞭辟入里……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修炼不到了。
实在是读不下去…
【No.101】极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的麻风病历史和政策，略为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建国后的部分描写过于表面化。由于本书着重点在于人文社会方面，对于麻风病的历史和病理原因需要另行补充阅读。
麻风病问题真的是一个所有人都挺耳熟但鲜有人真正了解的领域，很难想象如何从漫无边际的潜在史料来源中梳理出书中呈现的（虽然依然留有不少空白但是）基本完整的脉络。从“最早记载”开始，到明清，古代史料主要呈现人们对疾病和患者的认知和想象，涉及性别、地缘政治、社会风尚等议题；近现代，偏重的就是疾病隐喻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以及“隔离”制度随着政体演化而产生的变化。另外，竟然在此书中见到了真实存在的、实在难以称得上浪漫的“流放者之船”；再另外，缺乏口述史资料真的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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