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马宏杰第一次被武汉摄影师方三勤带进老汉口一条迷宫般的巷子。百余平的仓库,六平米的舞台,两张麻将桌,每周一场戏。台上是一群平均年龄65岁的楚剧艺人,台下坐着更老的观众。四年后,这个戏班消失了。
他把一张纸举了四十年
马宏杰进屋的时候,吴正彬正睡在戏台上的床上,盖着黄鼠皮颜色的被子,像是蜷曲在袋鼠妈妈的肚子里。床边有一面穿衣镜,可以反射出整个屋子和门口。戏台后面有一个左右贯通、像洞穴一样的空间,演员在这里化妆,从右边上场、左边下场。这个空间高度不足两米,大约有四平方米,仅用一盏灯泡作为照明,像是电影中躲避空袭的地道。里面还挤着一间卫生间,没有窗户,散发着潮湿的霉味。
吴正彬显然已经适应了这种气味。他从箱子里拿出用塑料纸包好的一沓报纸和证书。他先把一张有多道折痕的大红证书拿给马宏杰看,是印着烫金字样的“营业演出许可证”。
“我这个演出证是1985年发的,我们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组织。这个证上可是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这就表示我这个剧团是合法的。”吴正彬手举着证书,像宣誓一样。
马宏杰在《最后的江湖戏班》里写:“我没有看到许可证的有效期、是否通过年审,不知道是否还有效,可我不想刺激他,怕我们刚开始的谈话再度戛然而止。”
吴正彬又翻开账本。每一场演出的账目——售票收入多少,演员多少——都有清晰的记录。“这是道上的规则。”他说。马宏杰指着其中一天的记录:四场演出,六百人、六百人、六百人、五百二十人。
“是啊,我当初的剧团很大呀,这上面写的是演员四十人,我们在工人俱乐部礼堂演出时,有一千多人来看戏,后来我把剧团人数扩大到一百人左右,分成三个演出队伍。”
他又拿出《长江日报》的剪报。1993年的,1995年1月4号的——头版。洪山区楚剧团上了头版头条。他拿着已经发黄的报纸,像回到了那个年代,比之前更兴奋了。
马宏杰写:“他的生命依靠剧团,也被囚禁在剧团,因为他别无选择,他除了唱戏,别的什么也不会。”
三四年的时间里,衰老伴随着他的生命快步往前走。2023年9月,马宏杰再去武汉,吴正彬已经住进了养老院。老婆跑了,儿子不管他,还是他儿子的朋友把他送进去的。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出屋子。他说:“我的剧团从来没有说不干,只是人老了,我没有精力做。”“我一直没有停过锣,四十多年都没有停。”
父亲被枪毙那天,粪帮来吊唁
张学兰穿一身黑衣,脖子上系一条花色的丝巾,戴一副墨镜。她已经八十多岁,举止中颇有“角儿”的骄傲。
采访就在剧场里的麻将桌旁进行。吴正彬不敢干涉这个老太太,他需要老太太给他撑场子,就连他那厉害的老婆叶秀文也躲到园子外面,自始至终没有过来嚷叫一声。
“我是1938年腊月初十出生的。”她说,“我是十三岁就开始学艺的,我学戏是有原因的。我父亲叫张坤山,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读书很厉害,官也当得蛮大的。那时候我是大小姐,是大家闺秀。我长得又灵醒(好看),条子又好(身材好),所以你看我说话都不多言多语,不和俗人计较。要是我的父亲在,他是不会让我学唱戏的。我父亲的罪过就是因为他会说日语,日本人占领武汉的时候,我们家附近驻有日本宪兵营,父亲为了生活就去给日本人当翻译。”
老太太说话还是不紧不慢的,在戏中她已经把世态炎凉唱过千百遍,也在现实中经历了荒诞与哀愁。
“这些粪工掏完粪后,常常聚集在张学兰家附近的大茶馆喝茶,一天上午,日本军官身上挂着刺刀、穿着军服和高靴子进来了,看到这些粪工身强力壮,他对身边的翻译官说,把这些青壮年全部捉走,拉去给日本修筑工程。翻译官知道这些粪工一旦被抓走就是生死未卜,家人的生活也将无从着落,于是走上前看了看后,回来用日语跟日本军官说,这些人很笨,只会挑大粪,浑身臭气,用他们会带来晦气。日本军官这才作罢,三十多个粪工由此逃过一劫。那位在场的翻译官,就是张学兰的父亲。他被枪毙之后,‘粪帮’的人还来家里吊唁。”
“等到了1950年就不一样了,我家老子成了‘汉奸反革命’了。”
1951年,张学兰的父亲再次被抓。被逮捕后,一个月内父亲就被枪毙了。之后没有多久,一群挑粪工人找到政府,说父亲曾经救了他们的命。
父亲一死,张学兰家里一下子跌落到底层。她十三岁学戏,从大家闺秀变成了街头戏子。
六平米的戏台,装得下一座城的悲欢
这个戏班不止吴正彬和张学兰两个人有故事。
李富荣,曾是汉正街第一批百万富翁,却因吸毒败光家产。在母亲张学兰的狠厉管教下成功戒毒,照顾瘫痪丈夫熊德男二十三年。熊德男中风之后,她照顾了他二十三年。熊德男在戏中饰演董永非常出名,大家见面时便直接称呼他“董永”,他的本名熊德男反而被淡忘了。
王正则,戏班里的“导演”,演戏、穿戏服、用道具都由他说了算。他父亲叫殷学昌,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隶属戴笠手下设在武汉的特务机构。后来他儿子被境外电话诈骗了二十八万多,他不得不把房子卖了还债,租住在一间“蜗居”里。不足六平方米的房间,头顶上还打了一个储物隔断,个子高一点的人,站起来就能顶到头。
刘兴旺,盲人乐手。他的老婆腿部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两个人有一辆用自行车前架加座椅改装的三轮车,三个轮胎上的纹路都已经磨平。出门时,老婆在前面摇,他在后面扶着车走。“我摇得慢一点,他在后面跟着,他从来也没有摔倒过。”
文莲娣,七十岁才开始学戏。丈夫2015年去世后,她加入剧团。“爱人死了,我也没有孩子,心里不舒服,加上喜欢唱戏,想找一个精神寄托,就加入了这一行。”
张敏,科班出身,十四岁考进汉阳楚剧团。开戏那天,她在剧中演一位员外的夫人,唱词不多,出场也不多。戏终,她收到的打赏只有六十块钱。
梁惊鸿,1941年12月8号出生。他父亲梁冠英曾经在剧团管账,1926年就在湖北省总工会里值班,收集上报的信息,整理后交给刘少奇。一个名叫根子的码头工人,在工作时被资本家打伤,梁冠英得知后就去跟刘少奇汇报。刘少奇马上做出指示,安排工人纠察队去码头上的工厂纠正错误,最终资本家承认错误,向当事工人道歉,赔偿了损失。
孙珍珠,戏班里的“发言人”,每个演员的故事她都知道。看到刘兴旺,她顺手就往他手里塞了一百块钱。
马宏杰写这个戏班,写的是一个江湖。江湖里有恩怨情仇,有市井烟火,有人性的纠葛。张立宪在序里说:“他记录的人物与事件,也没有陷入善恶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他避免了庸常的政治正确,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镜头中的人被困在生活与现实的泥沼,在命运的河流中挣扎奔涌,彰显出人性的底色与光芒。”
这和《田老师打工记》里记录的打工者一样,都是时代浪潮里跑丢了的人。而武汉这座城市,也像《一个人心里装着一个北京,千万人便有一千万个北京》里写的那样,有无数个被遗忘的角落。
今晚,翻出你手机里最旧的那张照片
吴正彬把每一场演出的账目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是道上的规则。
这个动作很小,小到几乎不算什么。但四十年后,那些账本成了唯一证明这个戏班存在过的东西。
今晚,你可以做一件同样小的事:翻出你手机里拍得最久的那张照片。看看那天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拍了什么。如果照片里的人还在,给他发个消息。如果不在,就多看一会儿。
或者,下次你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摆摊、卖艺、下棋、唱戏,别急着走,站一会儿。听一段,或者只是看看。
张学兰八十多岁还在唱戏。李富荣照顾了瘫痪丈夫二十三年。刘兴旺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靠耳朵给楚剧伴奏。他们不需要你的同情,但他们唱过的戏,值得被多一个人听见。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更满意了一点,哪怕只是产生了一丝会意,导游的工作就完成了。
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