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本重写《飘》的小说被告上法庭。作者给斯嘉丽安排了一个混血妹妹,把塔拉庄园改称“棉花农场”,让瑞德只剩下一个字母R。官司最后以向一所黑人学院捐款收场。郑熙青从这个案子写起,写成了中文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网络同人文化的专著。

那本书叫《风吹过》,作者艾丽丝·兰道尔,出版于2001年。她虚构的人物叫辛纳拉——种植园主和黑奴(斯嘉丽的奶娘)的女儿,斯嘉丽的混血异母妹妹。辛纳拉嫉妒母亲更爱护异母姐姐,终身与姐姐竞争,长大后同样爱上了迷人的瑞德。全书几乎所有《飘》的人物和地点都以代号出现:斯嘉丽是“另一个”,也可以译成他者;瑞德被简称为R;著名的塔拉庄园改称“棉花农场”。

米切尔版权方起诉了。案子最终和解,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得以用“未授权的戏仿作”为副标题继续出版,并按米切尔基金会的要求,向亚特兰大历史悠久的传统黑人男子大学莫尔豪斯学院捐款。这起案件把一个技术问题摆到台面上:转化型写作“合理使用”的边界在哪里。

它不是孤例。柯南·道尔在世时就暗示过,他那些狂热的爱好者和效仿者会把仿写的福尔摩斯故事改个人物名字,直接刊登在商业期刊上。安东尼·赫洛维兹的《丝之屋》出版于2011年,是柯南道尔产权会认证的续作。《傲慢与偏见》的续作,在美国最常用的网上书店能搜出近千本可以买到的版本,从《莉齐·贝内特的秘密日记》到《傲慢与偏见与僵尸》。

这些书摆在书店里叫“续集”“戏仿”“致敬”。同样的事情搬到网上,就叫同人。界线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中文社群的“同人”、英语的 fanfiction、日语的同人志,各自指代都有偏差;郑熙青自己也不赞成把 fanfiction 另起炉灶译成“粉丝小说”,因为那样容易把东亚特殊论坐实。一个词在三种语言之间来回搬运,含义就磨损了——就像当语言成为一场黑暗中的跳跃,跳过去落在哪儿,往往取决于跳的人。

先别问它算不算,问它是长矛还是袋子

亨利·詹金斯在1992年的《文本盗猎者》里,给了粉丝一个流传很广的名字:盗猎者。借的是德·塞尔托《日常生活实践》里的比喻——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游荡,非法地寻获猎物,攫为己用。这个比喻有力,因为它描述的是一场游击战:版权在对方手里,粉丝只能用灵机应变去回应。

郑熙青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但在《编织故事的人》里,她把这个模型换掉了。她借的是厄休拉·勒古恩《手提袋小说理论》里的另一个形象:采集者,编织者。

这不是修辞上的客气,是一次认知换挡。盗猎的图景里只有两方:有产者与偷猎者,规则与违规。编织的图景里多出了第三方:一起捡东西的人,和等着分东西的人。前者让你追问“这合法吗”,后者让你追问“这连接了谁”。同一个现象,换一个模型,能看见的东西完全不同——这就是解释力的杠杆。

书里把这叫“同人作为方法”。它给出的判断很硬:文本并不在写作的文字中,也不在电视图像里,而在读者和观众的互动中;文本并非媒介,成为媒介的其实是读者。你带着这句话去看任何一场“原著党”和“改编党”的争吵,看任何一个在评论区替角色辩护的人,看任何一个把台词背下来的人——会发现他们不是在消费一个成品,他们在给这个成品续命。

这也是一张测绘。序言里说,这本书是在“尝试测绘一处新的社会文化现场的方位图”,标记出一组社会、文化、代际、性别、心理的交汇处。任何测绘都有空白,像杨守敬那张图,缺了半个中国——缺的那半边,恰恰是后来者要去的地方。

一只袋子走向原野

勒古恩指出:人类最早发明的东西是容器,而不是武器。人类拿着装东西的器具,捡拾果实和种子,养育家人。那些在工作之余不用养育孩童、无所事事的人,才会有心思发明长矛利器,去捕猎凶猛的巨兽。随着猎人描述惊险刺激的捕猎过程,便有了线性发展、有中心情节的故事,才出现了大写的英雄或说主角,令其他人退居背景之中。这是男人为中心的、以杀戮为中心的故事。而女性,那些没有攻击性、竞争性的,整日忙于琐碎的事物、采集平淡日常的人,也许在这个标准上要次人一等,但正是这些琐碎的庸常维持着人类的生存:带上一个袋子,走向原野和丛林,采食物,拾起那些亮眼的招人喜欢的小玩意,放进包里,带回家中。家则是另一个包裹,盛着家人,维系着人与人的联系。

郑熙青顺着这个袋子,提出了两个词:间性写作,礼物社群。创作者收集心爱故事的碎片,用热爱与才华把它们编织成新的故事,作为礼物在社群中分享,以此联结彼此。在这里,故事不是商品,是回礼。

AO3 的网站政策问答里有一句很能说明这套逻辑的话:网站原则上是为转化型同人创作发表而设立的,但“有一些粉丝创作的作品并不能归在狭窄的同人小说、同人画、同人视频和其他同人作品中”,所以只要作者相信自己的作品属于同人作品,且不违反服务条款中的其他条款,都会允许保留。判断权交给了发布者本人。这是一个社群自己给自己立的法。

礼物不等于免费。写作者要花时间,要查资料,要一遍遍改。这笔劳动没有雇主,没有工资单,回报是回帖和“下次还写”。说到这种没有工资单的劳动,可以顺手翻翻《田老师打工记》,两本书放在一起看,“打工”两个字的意思就分岔了。而关于“给出去”这件事的另一笔账,可以顺着这条线读下去:他破产了,却把六百万捐给了医院。

布瑟分析过同人作品的四个特征:片段性、文本间性、表演性、亲密性。郑熙青说,这四个特征本质上都由同人的社群性决定。同人文本的内部差异远比正式出版的书籍要大,短小的断片和彻底重架世界观的长篇可以共存,唯一的共性是那种强烈的社群性与互动性。

1905年的上海,也有一批人在写同人

郑熙青在这里做了一件不太讨喜的事:她拒绝把同人的家谱往上接到《金瓶梅》。有人提出《金瓶梅》是《水浒传》的同人,并据此说“中国同人小说写作是在海外影响下产生”这一说法不对。她的回应很冷静:中国当下网络上的同人小说写作,从源流和写作方式看,并没有前现代续书、清末翻新小说、乃至鲁迅《故事新编》的直接影响的痕迹。“时间出现的早晚并不意味着影响必然存在。”

但紧接着,她还是把那段历史摊开给你看。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后,以开启民智为目标的新小说应声而起,其中包含大量以商业为导向的通俗类型小说。1905至1910年间,上海等大都市的商业报刊上出现了一批题名带“新”字的小说:吴趼人《新石头记》、陈景韩《新西游记》、陆士谔《新水浒》和《新三国》《新野叟曝言》。它们抽取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和基本人物关系设定,把旧人物放进晚清的国际国内背景里,写他们的适应与不适应、对策与束手无策。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里给这类写作命名“拟旧小说”,评价极低,说是“晚清文学之末流”,理由是不具原创性。欧阳健部分出于正名的目的,改称“翻新小说”。高建青说得更狠:虽是“旧瓶装新酒”,但这“新酒”在当时的创作中并没有太多新意,“这种创作主题的同质化导致当时的小说几乎都可以当成政治小说来读”。

这段考据的价值不在追认祖先,而在它提供了一个对照组。同样是拿现成人物写新故事,1905到1910年的那一批,几年之间蔚为风潮,进入民国之后迅速衰落。为什么?因为驱动力是时代情绪,不是社群。写完就散了,没有人在评论区等下一章。

边界巡逻:超话内外

郑熙青把同人社群的两个极端形象并排放在一起:高度互动的互助性乌托邦,和充满争斗的恶托邦。她不打算只挑好看的讲。

早期粉丝研究倾向于强调乌托邦一面,为长期被误解的群体争取话语权。詹金斯把展会称作“仅限周末的世界”——工作日之后,在临时的展会空间里,粉丝可以释放自我爱好的另一面。互联网把这个世界搬到了线上,它不再受时间限制,但失去了实体存在。詹金斯、伊藤瑞子和达纳·博伊德有一个判断:按年龄划分“数码原住民”和“数码移民”是无益的修辞,因为“是参与的意愿本身定义了社群的存在,而不是年龄”。

另一面是边界巡逻。互联网之前,进入美国同人圈有严格的线性步骤,会把相对难以接受的类型排在最后才向新人介绍。这种森严在互联网时代失去了根基——误点、超链接、无关搜索,都能让人直接掉进来。但社群仍然脆弱,于是成员热衷于纠正他人的行为和礼节,排斥不那么体面的人群,有时演成严重的党同伐异。中文社群近十年最大的聚集地之一新浪微博上,“超话”(2016年上线的功能)常被当作社群边界,明文或不成文地规定内外可以发布什么,惩罚越界行为——但超话本身对任何人开放。

这是这本书最诚实的地方:它不打算把同人写成桃花源。粉丝文化既然可以作为整体社会文化的一个代表性切面,就必然兼有理想性的闪光点,也体现人性的黑暗面。序言里那句话说得准:人文学“首先是与社会现场的对话,是对现实的追问与沉思,是回应,也是质询”。

今晚可以做的一件很小的事

第一件:挑一个你熟到能背的故事,问一句——谁被留在了背景里?然后写两百字,从那个人物的视角重讲一段。不用发表,不用给谁看。兰道尔做的事,起点也不过是给斯嘉丽添了一个妹妹。

第二件:去给你读过的一篇同人留一条具体的评论。不要写“好看”,指出一个具体的句子,说明它为什么让你停了一下。礼物社群的最小单位不是点赞,是回礼。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更满意了一点——比如你忽然想起十四五岁时在草稿本上写过的那个结局,或者你终于给那个总在深夜更新的 ID 想清楚了一个身份——那么导游的工作就完成了。这本书不负责把同人解释干净,它只是把一张方位图递到你手上,剩下的空白留给你。

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