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春，一项地图编绘工程开工，最初的任务只是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重编改绘”。可动笔没多久，编绘者就撞上一件麻烦事：杨图自春秋到明代，基本只画清代所谓内地 18 省范围以内的建置，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都在框外。问题于是从“怎么画”变成了“画什么算中国”。
这不是一个可以绕开的枝节。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边区民族政权。也就是说，照着这张底图改绘，等于默认一个前提：只有中原王朝的直辖地，才算“中国”。
谭其骧后来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里把这句话说得很直：“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随后他们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这一步改的不是书名，是范围的定义权。而一旦定义权交到自己手上，“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就成了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首要问题。
一条标准，和一群想加第二条的人
谭其骧给出的答案只有一条：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从 18 世纪 50 年代到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凡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都算中国史上的政权。
这条标准真正的解释力，不在于它“对”，而在于它可执行、可复现、只有一条。它像一个卡口，所有材料从这儿过一遍，答案自己出来，不需要临场发挥。
有意思的是反对的意见。会上不少同志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总觉得某个地方跟中原王朝之间得“有一点什么关系”，否则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关系呢？最好有过郡县。可有的边区从来没设过郡县，那就把羁縻州县也算郡县——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去掉，变成某某州，看成正式行政区划。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地位世袭，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它它就会举兵叛乱。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可正式的找不出来，就只好硬算。
有些地区连羁縻府州也没有设置过，就去找称臣纳贡的关系：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或者找封赠，中原王朝曾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授过一点什么官衔，那就算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搞来搞去无非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好像只有扯上关系以后才能算中国，否则就不能算中国。
这不是史料问题，是推理方向的问题：先有结论，再回头找关系；关系找不到，就换一种关系，再找不到，就把不是关系的关系说成关系。每加一条标准，模型的边界就模糊一分，最后什么都能装进去，也就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一枚被奉为国宝的印
谭其骧用一件极具体的东西，把这条倒推链掐断了。
我们知道，朝鲜、越南是历代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们能把朝鲜、越南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吗？不行。它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它们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显的是日本有一颗被奉为国宝的印，叫做汉倭奴国王印，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国给他的这颗印，岂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国
“汉倭奴国王印”——五个字，一个物证，比十页辩论都利落。它把“接受过封赠”这个看起来很硬的关系，轻轻一推就推到了荒谬的那一边。这就是好模型的样子：不靠气势，靠一个反例。
同一条标准用在鸭绿江上，得出的是一条会移动的线。高句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被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等于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等到 5 世纪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算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要作为邻国处理——不但鸭绿江以南的领土，连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再往前翻，秦朝的象郡。传统说法把它划在越南境内，《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说秦朝的象郡在越南。谭其骧没有采用：“因为《汉书·地理志》赶不上《汉书·本纪》可靠，而《汉书·本纪》的材料证明象郡应该在广西。《水经注》的材料虽然可贵，但《山海经》的材料比《水经注》更早一点。”于是象郡被画在广西、贵州一带。他甚至专门写明：绝不能今天与这个国家友好了就这样画，不友好了就那样画。《汉书（全十二册）》这十二册到底该怎么读，从这一句“赶不上”里就能看出门道：不是谁的名气大谁可靠，是纪和志谁离事情更近。
他找的不是关系，是最早的那份记录
这套方法并不只用来处理国界。看他对黄河的追问，你会认出同一个动作。汉以前黄河下游到底改过几次道？前人只信《周谱》里的那一条记载。谭其骧把目光转向考古：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春秋，河北平原中部始终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其间既没有发现过有关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城邑聚落的可靠记载，这片空白到战国时期才逐渐消失。为什么？因为那儿正是相对低平的地区，战国中期筑堤之前，黄河水道经常在这一带摆动，每遇汛期不免漫溢泛滥，河床渐渐淤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改道，所以人们不会在这里定居。
再比如云梦。古籍里的“云梦”是泛指一个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种地貌，范围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其中一部分，位于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汉之间，两者不可等量齐观。后来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大量钻探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与他“不谋而合”：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一个历史地理学家和一个凿孔的钻探队，在同一个结论上碰头，这种时刻比任何抒情都动人。
1978 年 2 月 1 日，他在完成《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汇总修改定稿后回家，突发脑血栓形成，从此住院治疗了一年又八个月，因后遗症半身不遂出院。住院期间他并没有停止述作。《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就是那时整理出来的——“这是我的一篇得意之作”。这句话前面没有任何修饰，读完却很难平静。
而他把旧作重新结集出版的理由，近乎办事员式的老实：1941 年发表在搬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史地杂志》上的《播州杨保考》，论证过以杨业为始祖的播州杨氏谱牒绝不可信；1942 年浙江大学《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刊》上的那篇，指出丁文江所谓“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完全错误。可这些刊物后来“已难以见到”，于是错误的旧说继续传播。他的结论很朴素：把旧作汇集起来重新发表，不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有此必要的。真相常常不是被销毁的，是被放在没人翻的架子上——《历史不在帝王将相的奏折里，在古人那扇漏风的窗户纸背后》讲的也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
把提纲打印出来，寄给会用得上的人
1957 年，他在复旦大学校庆学术报告会上讲《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时间仓促，来不及写成论文，只写了一个报告提纲，附几篇用文言文写的考证水道变迁的笔记，打印分发给听众，并由邮寄发了几十份给有关单位和历史地理界的朋友。后来各方来函索取者甚多，又曾两次加印，各数十份。他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己有所发现，尽管还没有写成论文正式发表，既然人家急于想知道、利用此项研究成果，我认为不应保密，应该有求必应。”
这就是今晚可以做的第一个动作。你手上那份躺在草稿箱里、自觉还不够成熟的提纲，打印出来，发给三个真的会用得上它的人。不必等到它变成论文，不必等到你把它打磨到没有毛病。他把半成品寄出去的年代没有网盘，只有邮局。
第二个动作更小：下次判断一件事归谁、对错在哪，先别急着找“关系”，去找最早的那一份记录。象郡该在广西还是越南，《汉书·本纪》比《汉书·地理志》更近；《山海经》比《水经注》更早。这条方法你今天就能用一次。
这部书摊开来是 8 册、20 个图组、304 幅地图，收录约 7 万余地名；1982 年起公开出版，至 1988 年出齐；他还想过把省级政区调整增加至 50 个，每个平均辖 47 个市。数字很硬，硬得像一份工程验收单。可《谭其骧全集（共二卷）》里更动人的，是那个在病房里把一条河道考出来的句子：“怎不令人得意！”——这句话没有一个形容词，却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服人去翻开它。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多了一点满意，哪怕只是生出一点会意，我的活儿就干完了。去吧，把这篇关掉，去读属于你的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