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收的是1963到1967年间的十篇论文，论福柯、勒维纳斯、列维-斯特劳斯、阿尔托、巴塔耶。德里达一边解构哲学，一边不肯放弃哲学；一边被大学推向边缘，一边把这个边缘变成了写作的方法。中文版由张宁译，2020年8月30日他在巴黎写下修订后记。
1967年，巴黎。一个人同时出版了三本书：《书写与差异》《论文迹学》《声音与现象》。前一本是文集，文章原先散在《批评》《弓》《泰凯尔》这些刊物上，对象是福柯、勒维纳斯、海德格尔、列维-斯特劳斯、阿尔托、巴塔耶、布朗肖。同一年，他在巴黎高师的职位是助理讲师。不是教授，是助理讲师。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有点意思了：一个人在法语的学术地图上刚刚开始被人读到，而地图本身并不打算把他标进去。
解构不是拆房子，是发现地基自己在动
他后来在访谈里把话说得很客气：“我既不放弃对哲学的解构，也不放弃哲学，我既不否定大学的学术规范，也从未放弃某种以质疑大学模本为形式的写作尝试。”这句话读起来像妥协，其实是全书的操作说明。
解构不往外走。它不走“哲学是错的、我另起一套”的路。他讲得很清楚：解构哲学，就是以最忠实、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概念的结构性谱系，同时从它无法定性、无法命名的外部着手，去确定那些在历史谱系建构中被遮蔽或禁止的东西。翻译成人话：不去推翻那栋楼，而是走过去看它的地基——看那块地基是靠排除什么才立起来的。
这个模型可以随身带走。任何你天天在使用、却从没定义过的词，都值得做一次：它靠哪个反义词站住？那个反义词被排除在外的代价是什么？
书里给了一个锋利的样本：乱伦禁忌。它普遍存在，所以像“自然”；它是一套禁令，所以像“文化”。列维-斯特劳斯说这是“丑闻”——两种被认为互相排斥的属性，在同一条规则里不可分离。德里达指出，丑闻之所以是丑闻，是因为先摆好了自然/文化这把尺子；被遗忘的，是让这个对立系统本身成为可能的那些前概念的东西。
这就是那把尺子的用法：不是去争论乱伦禁忌属于哪一边，而是问，为什么非得只有两边。
一个词同时是毒药和解药，你怎么译
文集里有一篇谈勒维纳斯，标题是《暴力与形而上学》。勒维纳斯1961年出了《整体与无限》，想彻底摆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德里达一边表达对那种哲学深度的迷恋，一边系统揭示其中的矛盾。这种写法很不讨喜：他尊敬你，所以把你读得比你自己更细。
他对语言的处理更具体。法语里有些词，一词两义，且两义互相咬着：
“可以举下述这些词为例：既意味着毒药又意味着解药的“pharmakon”，既意味着保护贞节又意味着婚配的“hymen”，既意味着增添又意味着替代的“supplément”，既意味着差异又意味着延迟的“differance”，等等。每个词都是相当难译的，甚至是不可译的，而且都涉及特殊习语。”
他说，如果要给“解构”下个定义，他可能会说，解构即意味着“一种语言以上”。哪里有“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哪里就存在着解构。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不是文学趣味，而是认知杠杆。当一个词只有一种说法，你就以为它只有一种意思；一旦它被迫在两种语言之间过一次关，它的歧义就暴露出来，而歧义背后是整套文明的选择。
顺手接一句：《道德经》开篇那两句，就是另一种语言里对“可不可说”的长期处理方案。他不相信世界语，也不相信普适语言；他写的是“抵抗翻译的法语”。悖论在于，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
读不懂的地方，才是他真正想指给你看的
文集里有一篇《被劫持的言语》，谈阿尔托。阿尔托相信，自己在出生那一刻，身体、声音乃至整个生命就被一个大盗窃走了；窃贼是上帝或撒旦，在诞生的瞬间把他与源头分离。他要造“残酷剧场”，就是要找回原初舞台的生命语言，摆脱那个服从剧本的传统。德里达用“延异”去读这次反叛，结论有点冷：阿尔托想摧毁延异，而他的努力恰好证明了延异的不可抗拒。
另一篇谈埃德蒙·雅毕斯。雅毕斯把大屠杀的表达困难，直接看作文学本身的困难，并视二者为同一个问题。他说：“在我的书中，奥斯威辛不仅是恐怖的高度，而且是我们文化的破产。”这句判断的后半截，值得单独抄下来。顺着这条线，可以接《现代思想中的恶》，看同一场灾难如何在伦理学的语言里留下裂口。
还有一篇谈让·罗塞特的《形式与意义》。德里达承认那是一本精彩的书，也承认自己读的时候无法停止追问：用空间化的方式建构文学事实，是不是让时间和力量中性化了？因为结构式阅读总预设某种目的论、某种神学共时性、某个纯理论主体，而它忽略的，恰好是文学书写里的强度、力量、缺失、未完成。
缺失、未完成。这两个词也适用于他自己的职业履历：
“我一开始在索邦大学当助教，那里的教授们也认为我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逐渐进入正常的职业生涯。然而，也正是从1967年或1968年开始，当我在《泰凯尔》等刊物上发表了那些关于阿尔托的文本后，大学里的人们开始对我产生不信任感，显然，我不能够再像人们一开始以为的那样获得大学的接纳和承认。而我自己则选择了那些被大学推向边缘的道路。所以，在索邦大学当了四年助教之后（1960—1964年），我曾在巴黎高师一个相当低的职位上当了20年助理讲师。在这个享有盛名的机构中我是被边缘化的。”
“奢侈的边缘人”，他自己这么形容：一方面处于边缘，同时又是在最舒适、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中。这句自述比任何方法论导言都好用——它说明他的写作方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两种写作空间之间抗争的结果，既不放弃此，也不放弃彼。
今晚可以做的两件小事
第一件，五分钟。挑一个你每天在用的词：效率、成熟、正常、专业。写在纸上，然后在旁边写下它的反义词。再写一行：这个反义词，最近一次让你不舒服，是什么场合。不用给答案。
第二件，十分钟。找一段你读不懂的句子，别跳过，别去搜解释。抄一遍，把每个关键词换成它的同义词，再读一遍。你会发现有些句子一换词就塌了——塌下去的地方，就是那个词在替整套东西撑着。这几乎是书里那些“不可译”的词教给人的动作。
还可以加半件：跟一个你不同意的人说话时，先把他的话复述到他点头，再开口反驳。德里达管这叫“必须尊重我们所要解构的东西”。这不是礼貌，是技术。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自己更满意了一点，哪怕只是对“效率”这个词多看了一眼，导游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手边这几页只是一个入口，那些文章真正的密度在纸里，不在我的转述里。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