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26日,21岁的猪野诗织在JR桶川站前被刺死。她留下遗言:“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但警方没有行动,媒体污名化她。一个“三流”周刊记者接下了这根接力棒。这是一个关于体制失灵与个人良知的故事。
杀人事件的死者,留下了“遗言”指出凶手是谁。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名女大学生在埼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这起最初被认为是随机砍人案件的命案,由于死者猪野诗织(当时21岁)在案发前曾长期遭人跟踪骚扰,引来媒体热烈的关注。被害人在同年年初与男友分手后,自己和身边的人便遭遇种种骚扰。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指出其前男友就是“歹徒”,但被害人坚信就是他干的,也曾向警方求助;但被害人最终还是惨遭杀害。
应该听到她“遗言”的警方坚守沉默。许多媒体也对此充耳不闻。新闻上报道的全是扭曲的被害人形象,调查本身则触礁了。
这时,偶然有一名记者相信了死者的“遗言”。清水洁在命案发生不久后,听到被害人的朋友描述事情经过,持续追踪采访的同时感受到仿佛有人在背后推着他。在警方的侦办毫无进展的状况中,他在死者遗言的引导下,查到了实行犯,并揭发了埼玉县警的丑闻,让多名警界人士遭到处分。
但这不是一个英雄故事。清水洁自己说:“比起采访者,我更觉得自己是被卷入案件的当事人之一。”
她说“警方也是凶手”
让我给你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观察模型。我把它叫作“标签与实质的错位”。
清水洁在书里写:“说到周刊给人的印象,就是耸动的标题、愚蠢至极的丑闻、强势粗暴的采访。……以前有人说:‘这个国家的周刊,定冠词就是“三流”。’还说这个国家没有‘一流’周刊。我也这么认为。如果不是以报道内容,而仅是以媒体形式来区分一流或三流,那么周刊作为报道媒体,岂非永远都只能屈居于‘三流’?”
这是第一层。被贴上“三流”标签的人,做了“一流”的事。清水洁先于警方找到了实行犯。而“一流”的埼玉县警在做什么?他们收到了诗织的报案,却“完全不肯帮忙”。诗织的朋友岛田说:“诗织也找过警察,可是警察完全不肯帮忙,结果害诗织真的被杀了。”警方甚至在诗织死后窜改报案记录。
这是第二层。被贴上“一流”标签的机构,做出了“三流”甚至更糟的行为。而且,他们还试图通过污名化受害人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媒体跟着警方的调子走,报道的全是“扭曲的被害人形象”。
这个模型可以随身携带。下次你看到某个被贴上“三流”标签的人或事,先别急着下判断。看看他实际做了什么。下次你看到某个被贴上“一流”标签的机构,也别急着信任。看看它实际做了什么。标签是别人贴的,实质是自己做的。
但仅仅看清标签还不够。清水洁在书里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我只是个记者,我可不想扛起莫名其妙的责任。但他还是做了。为什么?因为他在KTV包厢里,从岛田和阳子手中接下了“什么”。那“什么”是什么?诗织留下的“遗言”,朋友转交给他的“什么”。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在运动会必输无疑的接力赛中接下最后一棒的跑者。”
所以这个模型还有第三层:看清标签之后,你选择做什么?你可以选择不接那根接力棒。你也可以选择接住它,然后跑下去。
对讲机里的“新潮104”
让我给你看一个画面。不是抽象的“调查记者如何工作”,而是具体到对讲机里的呼号、厢型车里的快门声、便利店买来的饭团。
清水洁查到了小松和人的店在西川口。他决定监视。总编借给他摄影师樱井和支持的摄影师南慎二,还有一台厢型车,由司机松原一豪驾驶。条件是:他还要跑别的采访,除非拍到照片或凶手落网。
于是他们开始监视。从早晨到深夜,盯着某一户的铁门。
“这里是新潮104,一名男子走出来了。”
“(沙沙……)新潮119,了解!可以拍了。”
摩托罗拉对讲机传来摄影师樱井的声音。
看来樱井成功地把男子摄入镜头了。
开始监视后已经过了一星期。这里是埼玉县川口市内的某栋公寓旁边。我们把厢型车停在可以看见那栋公寓某户的位置。我们目前的工作,就是从早晨到深夜紧盯着那一户的铁门。我在公寓门口附近监视人员进出,用对讲机转达樱井。樱井接到通知,便在厢型车里按下快门,是这样的程序。新潮104是我的无线电台呼号,119是樱井。电波法有规定,而且难保不会有旁人听到,所以我们彼此都一定用呼号通讯。
“这里是新潮104,房间电灯熄了。今天到此结束。”
“(沙沙……)这里是新潮119,了解。收工了。”
只差一点。只差一点目标就要现身了——我们紧抓住一线希望,把一切赌在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的这场监视。
这就是调查记者的日常。没有惊心动魄的追逐,只有对讲机里的呼号、厢型车里的快门声、便利店买来的饭团。清水洁说:“若说敌人是跟踪狂,咱们摄影周刊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职业跟踪狂。专业人士组起队来,不可能输给业余跟踪狂。”
这句话里有种奇怪的骄傲。一个被贴上“三流”标签的周刊记者,把自己的职业比作“跟踪狂”,然后说“专业人士不可能输给业余跟踪狂”。这不是自嘲,这是方法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把名片投进信箱
让我给你一个今晚就能做的动作。
清水洁第一次拜访猪野家时,诗织的家人完全拒绝媒体采访。因为媒体对葬礼等等的采访及报道方式深深伤害了他们。清水洁没有强行采访。他隔着门,与诗织的母亲交谈了两三句话。临去之际,他在自己的名片写下手机号码,投入信箱。
书里写:“因为我希望他们能一时心血来潮联络我。不过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家属是不可能主动联络记者的。我认定不会接到电话。然而我猜错了。”
诗织的父亲打来了电话。清水洁在御茶水的一家小餐厅和别人见面,手机信号不佳,不停地响起警告信号微弱的“哔哔”声。他抓着电话冲出店外,在街头走来走去,简单地把截至目前的经过告诉对方。他说:“千万不可以现在没信号啊!我不知道猪野家的电话号码。万一电话中断,就再也联络不上了。”
这个动作很小:写一张名片,投进信箱。但它改变了一切。猪野先生答应见他。清水洁回到了餐厅,迎接他的是已经凉掉的意大利面。“但我心满意足。”
今晚你可以做什么?写一张便条,写上你的电话号码,投进信箱或塞进门缝。不要写长篇大论。就一句:“如果你想说说的时候,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不要期待回复。清水洁也认定不会接到电话。但电话来了。
还有一个动作。清水洁在书里反复做一件事:去现场。他去KTV包厢见岛田和阳子。他去池袋的按摩店附近转悠。他去西川口监视。他去上尾署前的公园待机。他说:“我没有特别的力量,只是不停四处走访,查到某些内幕,传达给大众,如此重复罢了。”
今晚你可以去一个你熟悉但从未仔细观察的地方。你家附近的便利店、公园、车站。站五分钟。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清水洁就是这样找到佳织的——一个和诗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孩,二十一岁,连名字都只差一个字。
她的季节戛然结束了
诗织死后,刚好一年过去了。清水洁在书里写:“她看不到今年的樱花,听不到今年的蝉声,她的季节就这样戛然结束了。”
但他没有停在悲伤里。他继续写:“撰写本书时,我为了是否该用‘我’这个第一人称,烦恼了许久。……不过在思考这起案子的时候,我无法忘记有许多人给了我力量。我是怎么查到实行犯的?我怎么能刊登出批判警方的报道?为什么我会执着于这起案件?许多人以各种形式询问我,但我只能说,因为有多到近乎不可思议的贵人,在绝妙的时机给了我行动的力量。”
他提到自己的女儿。诗织的命案发生后刚好第三年的秋天,他的女儿过世了。一场突来的事故结束了她的一生。他在工作中接到消息,甚至无法见死去的她一面。“我对桶川案件感同身受,但是当时的我并不了解失去孩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来不曾想过自己竟会在人生当中亲身体验。”
这本书不是关于一个英雄记者拯救世界。它是关于一个普通人接住了一根接力棒,然后跑下去。跑的过程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但他还是跑完了。
如果你读到这里,对这本书产生了一丝好奇,那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原著。你会在书里遇到岛田和阳子在KTV包厢里握紧的双拳,遇到樱井在厢型车里按下的快门,遇到猪野京子穿着诗织的衣服、戴着那只手表出席宣判的背影。
你也会遇到清水洁的这句话:“物品不会说话。但也能比任何话语更雄辩滔滔。”
这本书是《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如果你还想看体制如何生产“恶”,可以接着读《现代思想中的恶》。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三流”记者如何在“一流”机构之间穿行,站内解读《一句“彼女ですか”,把两个陌生人钉在走廊里》里有一个相似的瞬间。还有《镜鉴日本》,它讲的是另一个层面的日本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