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美国新发起的金融制裁是3起；2018年，15起；2023年，48起。数字背后是一次没人敲钟的转向——钱，正从市场的手里，一点点挪到财政的手里。这本书要算的是这笔账：当经济被当作武器使用，代价记在谁头上。

据全球制裁数据库（Global Sanctions Database）的数据，美国每年新发起的金融制裁数量，从2010年的3起，增加至2018年特朗普1.0时期的15起，再到2023年的48起。手段也不再新鲜：将部分国家的银行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体系，冻结资产。

在《地缘经济》里，这些被归到一个更冷静的词下面：去金融化。

作者没有停在制裁清单上，而是往下挖了一层。货币供给有财政和信贷两个投放渠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都会影响这两个渠道。如果财政扩张导致财政渠道投放货币增加，要避免货币供大于求引发通胀，信贷渠道投放货币就需要受到制约——所谓“金融压抑”。过去十几年，美国财政赤字率从2007年的1.1%升至2024年的6.3%。从七国集团（G7）看，这些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平均约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政府债务超过GDP的100%，是21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作者预计，由于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地缘竞争的影响，政府债务或将进一步扩张。这条线的尽头是什么模样，《国家为什么会破产》是另一份可对照的账本。

被悄悄改写的那一行

“对任何经济体而言，都需要把资源有效地配置到最佳位置上。”这是书中一句很朴素的话，后面跟着一个变量的移动。

过去，各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主要从发展角度衡量，以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民生等为主，基本不过多覆盖所谓经济安全、产业配套齐全和地缘竞争目标。近年来，某些国家注重使用经济手段来为地缘政治服务，上述目标函数也随之发生变化，地缘政治成为目标之一。

一个函数多了一项，看起来是加法。作者的算法却是：资源配置涵盖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其基数极其庞大，即使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损失很小一点（比如1%），在中长期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也会非常大。也就是说，从中长期讲，地缘目标有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受损，反而更不能服务好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地缘竞争。

接着，书里给了一个中国读者会觉得眼熟的微观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崛起，农村大量开办乡镇企业，集中于抽纱纺织业。当时的判断是中国石油化工产能很低，需要鼓励进口化纤颗粒，化纤颗粒关税税率设得非常低，甚至免税；而吃穿住行被认为是国家必“保”的，化纤的产成品作为“穿”的重要方面，必然受到保护，所以设定较高的关税税率。原材料价格压得很低，产成品价格提得很高，其间的差价保护被称为“有效关税保护率”。

局面就此形成：开办抽纱企业被认为能赚大钱，大干快上，乡镇之间也相互效法。尽管那时候农村和农民的资本积累非常有限，大量的资金还是被投到乡镇抽纱企业，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过剩产能。随着扩大开放和关税税率合理化，特别是中国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开始提出要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税税率下调，故事才转向下一章。

这段不是怀旧。它是一个缩小版的实验：当目标从“配置最优”挪到“保住某一头”，价格信号就开始撒谎，钱就朝着撒谎的方向跑。跑得越整齐，回头越费劲。

一张证明书，四十年后成了武器

书里另一处细节更小，小到像一枚订书钉：原产地证明书。

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的地缘依据是“原产地证明书”，出口产品需要提供它，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和贸易制裁的依据就是原产地是哪儿。从源头文献看，它最早的目的之一是更好地进行进出口统计以便管理国际收支——那时一个贸易产品的产业链大体上不会跨国。另一个目的是实行普惠制：早期西方各国对自己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有很多特别优惠政策，后来各国为把这些优惠政策“拉平”，制定了最惠国待遇和普惠制规则，要实施和推广，就必须知道原产地是哪儿。

几十年后，产业链全球化了，原材料和投入品来源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内含的技术和专利来源非常多样化，原产地证明书无法真正代表附加价值的来源地。有学者认为它已经过时，应该用附加价值法，用全部产业链信息来替代。如果仍按原产地证明实行和管理关税，会造成人为逃避关税的做法——比如把组装线或包装线转移到低关税地区。规则的老化，总会被人拿去当工具用。贸易里的敌意从来不需要新理由，《荷兰人给英格兰起了个外号：恶魔之地》——光看这个外号就知道。

世界在通信和交通上变得越来越“平”，可众多贸易制裁、投资制裁、金融制裁却是地缘性的。这中间的落差，正是这本书要研究的题目之一。

然而，这种经济融合却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种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形成了相互依赖①，但是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往往是不对称的。虽然彼此有所依赖，但一方可能更难以脱离这种关系。有学者将不对称依赖概念化为双方因断绝现有经济联系而产生的潜在退出成本不同，即一方面临的退出成本更高。②这种不均衡的依赖，使得一方的经济安全暴露于另一方的政策选择之下，从而创造出可供利用的结构性脆弱点。例如，越南作为出口大国，其2022年出口占GDP的比例达到93.40%，较大幅度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30.8%），大量制成品出口依赖以美国为首的大国的消费市场。而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与结算货币，则赋予美国掌控全球金融流动的结构性权力，使其能将他国排除出关键的金融体系。

力量不在整条产业链，在几个螺丝口

书里最有用的一段判断，是关于“哪里才是要害”的。

“真正的制衡能力往往并非来自整个行业，而是来自其中特定的‘瓶颈’环节。”在半导体产业中，最具威慑效力的并非终端封测，而是设计授权、设备制造与特种材料等上游环节；在航运体系中，真正的控制力在于港口调度权、全球保险承保机制和船只租赁体系。相似地，在电气设备或交通设备领域，市场侧的力量往往集中于拥有技术标准认证权、品牌主导权或关键零部件需求集中的环节。

这句话可以当一把随身的小折尺。看任何一条产业链，先别问“谁做得最大”，先问“哪一段最难过”。答案常常短得让人意外：几个螺丝口、几份授权书、几张保单。

规模经济在这里也换了一副面孔。化石能源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具有规模不经济的特征——开采油矿或煤矿往往从成本较低的地方开始，随着开采深度和距离增加，成本逐步上升；而且采矿业与土地相关，天然地具有垄断属性，可竞争性不足。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产量越高，单位成本越低，比如汽车、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可竞争性强。同一个词，在两种产业里指向两种命运。

教科书里那些曲线，在这里成了关税表上的实弹。想把这套工具补扎实，《经济学原理（第10版）》是可以放在手边随时翻的那一本。

书中还指出一处错位：在全球地缘竞争格局中，美国虽拥有技术优势，但产业技术相对较弱，中国则相反。美国推动高技术产业回流及构建技术壁垒，并非简单的贸易保护，而是旨在引导全球产业网络向其主导的技术网络靠拢的深层战略布局。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的规模经济；而在人工智能上，以本科学习所在地衡量，全球AI人才的最大来源地是中国，最大工作地是美国，但近年来AI人才回流中国的趋势较为明显。

三种抱团的姿势

把视角抬到地图上，作者给出三种区域整合模式。

北美是“单核主导”。《美墨加协定》强化了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单极结构，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对美国高度依赖，赋予美国显著的单边施压能力。欧洲是“制度性协同”，以德国制造业为核心，通过欧盟统一市场与共同政策形成集体影响力，例如可通过统一标准对外施加制度性约束。亚洲则更为多元、松散，虽有中国这一区域性的制造与消费中心，但因缺乏欧盟那样的强制度整合机制，集体合力尚未形成。

欧洲那套“协同”听上去抽象，落到具体地界上，就是一叠关税表、标准文件和谈判桌上的座位次序。《从东欧到新欧洲》名字里那个“从……到……”，本身就是一段地理位移。

作者的结论是：未来中长期，全球经济体系将呈现逐步“去中心化”的趋势，国际秩序不再单纯由少数几个大国主导，而是逐渐形成区域化的多极格局。对单个国家而言，评估标准也在变——不再是简单的GDP或军费，而是能否在全球投入产出网络中占据和控制关键节点，并利用这种节点地位形成杠杆效应。

今晚可以做的两件小事

书里没有给出“宏大建议”，只给了一条务实的路径：产业政策、技术投资和制度设计，都应服务于提升自身在全球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这句话太大，落不到今晚。所以换成两个小动作。

  • 翻一次标签。找一件你身上的衣服，或者你手里的手机，看它的产地标注。那张小小的标签，最初是为了进出口统计和普惠制而生的；它今天还有可能成为一份制裁的依据。看清它，你就看清了一个四十年老规则的重量。
  • 画一张三行的表。第一行写你所在的行业靠什么供给，第二行写谁在买，第三行只写一件事：这段链条里最难过的那一道关口是什么——设计授权、设备、材料、认证、保险、港口、结算，选一个。写不出来，就是今晚真正值得想一想的地方。

这五分钟如果让你对世界的运转方式多看清了一点点，哪怕只是一丝会意，导游的工作就算做完了。接下来不必听我说，也不必读我的转述。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原著，去读属于你的那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