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道直（杜成宪主编）的作品
常道直，字导之[1]，江苏江宁人[2]。1897年2月12日，生于一商贾家庭，兄弟中排行第四。父亲常子瞻为晚清秀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幼时，常道直与三位兄长一道被送入私塾发蒙。在家中，常父亦亲自传授其儒家经典。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宁创办同仁小学，常道直遂转入该学堂学习。之后，相继升读两江师范附属小学、江苏省立一中、江苏法政专门学校、金陵大学（文科）。1919年4月，杜威来华讲学，一时间教育改造社会之声响彻云霄，受此风潮影响，他决心改习教育。1920年1月，常道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成为该科首届学生。是年9月，担任《平民教育》杂志社编辑，宣传杜威的教育学说，并编译了《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翌年，经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杨钟健、苏甲荣五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3]1922年4月，高师毕业后，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请，负责《教育杂志》的“世界教育新潮栏目”，译介、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教育最新成就与发展趋势的论文。此外，出于对推广民众教育的热诚，于1923年春，赴任江苏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与陶知行、徐养秋等人在南京近郊开展与推广民众教育。[4] 1924年7月，常道直通过江苏省公费留学生的选拔考试。1925年1月，辞却《教育杂志》与平教会职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主修教育行政、教育哲学与教育社会学。[5]1926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旋即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27年夏，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28年秋，学成归国。 1929—1949年，常道直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高校的教学工作。先后在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比较教育、教育哲学等课程，并根据学生学习与教学的需要，编订了《教育行政大纲》（1930）、《比较教育》（1930）、《增订教育行政大纲》（1931）、《新中华比较教育》（1934）等教材；二是教育学术团体的建设。与孟宪承、郑西谷、杨亮功等教育学者，倡议并组建了首个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并任常任理事兼驻会文书，主要负责“学会”的文书、公关及会员间的沟通工作，十余年亦复如是，堪称“学会之津梁”。除上述工作外，1943—1944年，常道直还担任了中等教育司司长，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组织兴办了21所国立中学，收留各战区流亡及失学青年。1947—1948年，被聘为西北师范学院与台北师范学院教授，定期前往两校讲学、授课。在百忙之中，他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德国教育制度》（1933）、《法国教育制度》（1933）、《师范教育论》（1933）、《各国教育制度》（1936、1937）、《教育制度改进论》（1947）等著作。鉴于他在教育研究上的突出表现，经袁伯樵、汪德亮、孟宪承等15人之举荐，荣任教育部部聘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常道直先后在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任教。1951年10月，应孟宪承之邀，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1956年，经李建勋、舒新城等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华东师大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道直任该所副所长。1963年，兼任外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导师，孜孜不倦地为学生讲授西方教育名著，并将毕生所学悉数相传。1964年，华东师大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1972年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室”）成立，任该室主任。1975年，因肺水肿，病逝于上海。
常道直，字导之[1]，江苏江宁人[2]。1897年2月12日，生于一商贾家庭，兄弟中排行第四。父亲常子瞻为晚清秀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幼时，常道直与三位兄长一道被送入私塾发蒙。在家中，常父亦亲自传授其儒家经典。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宁创办同仁小学，常道直遂转入该学堂学习。之后，相继升读两江师范附属小学、江苏省立一中、江苏法政专门学校、金陵大学（文科）。1919年4月，杜威来华讲学，一时间教育改造社会之声响彻云霄，受此风潮影响，他决心改习教育。1920年1月，常道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成为该科首届学生。是年9月，担任《平民教育》杂志社编辑，宣传杜威的教育学说，并编译了《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翌年，经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杨钟健、苏甲荣五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3]1922年4月，高师毕业后，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请，负责《教育杂志》的“世界教育新潮栏目”，译介、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教育最新成就与发展趋势的论文。此外，出于对推广民众教育的热诚，于1923年春，赴任江苏省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与陶知行、徐养秋等人在南京近郊开展与推广民众教育。[4] 1924年7月，常道直通过江苏省公费留学生的选拔考试。1925年1月，辞却《教育杂志》与平教会职务，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主修教育行政、教育哲学与教育社会学。[5]1926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旋即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27年夏，又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28年秋，学成归国。 1929—1949年，常道直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高校的教学工作。先后在安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任教，主要教授比较教育、教育哲学等课程，并根据学生学习与教学的需要，编订了《教育行政大纲》（1930）、《比较教育》（1930）、《增订教育行政大纲》（1931）、《新中华比较教育》（1934）等教材；二是教育学术团体的建设。与孟宪承、郑西谷、杨亮功等教育学者，倡议并组建了首个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并任常任理事兼驻会文书，主要负责“学会”的文书、公关及会员间的沟通工作，十余年亦复如是，堪称“学会之津梁”。除上述工作外，1943—1944年，常道直还担任了中等教育司司长，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组织兴办了21所国立中学，收留各战区流亡及失学青年。1947—1948年，被聘为西北师范学院与台北师范学院教授，定期前往两校讲学、授课。在百忙之中，他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德国教育制度》（1933）、《法国教育制度》（1933）、《师范教育论》（1933）、《各国教育制度》（1936、1937）、《教育制度改进论》（1947）等著作。鉴于他在教育研究上的突出表现，经袁伯樵、汪德亮、孟宪承等15人之举荐，荣任教育部部聘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常道直先后在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任教。1951年10月，应孟宪承之邀，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1956年，经李建勋、舒新城等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58年，华东师大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常道直任该所副所长。1963年，兼任外国教育史研究生班导师，孜孜不倦地为学生讲授西方教育名著，并将毕生所学悉数相传。1964年，华东师大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1972年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室”）成立，任该室主任。1975年，因肺水肿，病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