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作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觸，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對兩國的歷史發展均有深遠影響。在過往研究中，翻譯在使團活動所扮演的角色屢被忽略，導致不少研究上的偏差和誤解。本書搜集並運用大量檔案和文獻材料，釐清譯員背景以及國書、敕諭等各類文書的翻譯和改寫問題，力圖還原中英首次對話的內容和翻譯過程，全面準確地解讀英國使團訪華事件，並有力地論證了翻譯在近代中國外交活動的重要性及其對國家政治、文化和歷史的關鍵影響。
王宏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專研 18 –20 世紀中國翻譯史、現代中國文學與政治，出版專著十多部，如《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翻譯與文學之間》、《翻譯與近代中國》等，主編著作包括 Translation and Global Asia 、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rossing Borders 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首部从翻译视角研究马戛尔尼访华
- 考证译员背景及文书翻译改写细节
- 揭示翻译错位对中英外交的关键影响
适合谁读
- 对清史及中英早期交流感兴趣的读者
- 翻译史、语言学与历史交叉领域研究者
- 关注跨文化沟通与外交史的专业人士
读前提醒
- 学术性强，需耐心阅读大量史料考证
- 建议结合马戛尔尼日记等一手文献对照
- 重点关注译员身份及文书改写的政治意图
读者共识
- 史料爬梳细致，论证严谨，学术价值高
- 揭示了翻译在历史事件中被忽视的作用
- 部分章节略显模式化，阅读节奏稍显缓慢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来华的时候，还有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在北京为乾隆工作，当时一直专门负责翻译西方语言的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钱德明神父（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他是一位数学家、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院士，且精通音乐，早在1750年便来到中国，被视为北京传教士的精神领袖。毫无疑问，钱德明对使团是极为支持和友善的，但在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已身患重病，不能前来探访使团成员，只在8月29日写来一封信，表示愿意提供资讯及协助；不过，钱德明实际上的确给予使团不少帮助。根据马戛尔尼所说，钱德明几次为使团提供重要的情报，包括最早传达乾隆已准备好给英国国王敕谕"
- "……不过，清单上紧接在七政仪后面出现的天球仪和地球仪，乾隆便十分熟悉了，因为内务府曾在乾隆朝数次奉旨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其中一次是在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蒋友仁绘制完成新坤舆全图后，乾隆下旨根据新图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据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地球仪”；另外又分别在1777年（乾隆三十六年）及1778年（乾隆三十七年）下旨两次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可见乾隆的偏爱和对仪器的熟悉，甚至不只限于玩赏之用，更从中取得天文地理资料及知识。因此，乾隆在看到礼品清单中有天球仪和地球仪后，不但特别注意，更直接提出要与宫内藏品相比较： 「再贡品内天球、地球二种，现在乾清宫、宁寿宫、奉三无私等处俱有，陈设之天球"
- "还有清单上第十一件可以“挂在殿上光明照耀”的“玻璃镶金彩灯一对”，这其实也是很名贵的礼物，使团以840英镑从制造商威廉·帕克父子公司直接购买过来，马戛尔尼也十分重视，……。金简在乾隆没有指定查询的情况下汇报说“又玻璃灯二件，各高六尺五寸四分，径四尺，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项玻璃灯无异”，无疑会令乾隆很满意，可以让他进一步确定英国人的礼品没有什么特别奇巧，不值得“张大其词”。"
- "相反，乾隆在这问题上的理解其实更为准确。上文已指出，在读过礼品清单后，他已马上指示征瑞等人在闲谈中告诉马戛尔尼，他们早已拥有使团带来的物品；而且，我们也已确认除天体运行仪外，清廷的确早已藏有使团所带来的主要天文和科技物品，包括七政仪、天地球仪、望远镜、气泵、玻璃灯等。乾隆对于自己的藏品很自信，刻意安排马戛尔尼在参观热河时看见清廷部分的藏品，……马戛尔尼在日志里诚实地记下见到这些物品后的感想： These (palaces and pavilion) are all furnished in the richest manner, and with every kind of European "
- "銅炮西衣炮"
- "2019 年，退休的业余历史学家巴克利·普莱斯（Barclay Price）出版《中国人在英国》（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但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被普莱斯称为“英国第一位华人绅士”（“Britain's first Chinese gentleman”）的William Macao（1753一1831），因为他并不是短暂到访，而是在英国住了50多年，且时间上正好与马戛尔尼使团重合。 没有人知道William Macao原来的中文名字是什么，只能从他的名字猜想他很可能来自澳门，相信他最晚在1775年便"
- "……不过，最早和马戛尔尼接触的在京传教士是一位没有出现在与马戛尔尼访华有关的清廷档案中的法国传教士梁栋材（Jean Joseph de Grammont，1736—1812）。 …… 从第二封信开始，梁栋材便经常谈到使团的翻译工作。在这封信里，他告诉马戛尔尼，朝廷已决定委派一名葡萄牙籍的传教士索德超担任使团的翻译，并负责使团在中国的仪式问题（“Director of Ceremonials and usages of this Country”）。不过，根据梁栋材的说法，索德超对英国非常不友善，说过一些对英国政府很不利的话，如果朝廷让他来出任译员，对使团会造成损害。梁栋材更毛遂自荐，请马戛尔尼"
- "但另一方面，马戛尔尼自始至终都是要通过送呈礼品来展示甚至炫耀英国在国力、科技以至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从而提升英国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争取较佳的在华贸易条件和待遇。此外，他也清楚地说过要着意撰写礼品清单，详细开列一些细节才能展示礼品的价值和送礼的用心。事实上，礼品清单的原文确有夸张炫耀的地方，甚至有不少可能会让乾隆感到不快的表述，尤其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表述，诸如对英国海军力量、英国势力普及全球的赞扬，以至对西方天文、科学和军事知识的宣扬和颂赞。这样，如果译文要准确传递马戛尔尼的意思，便不可能是谦逊平实的文本。但问题是：译者既受制于中英文化的差异，而语文能力也严重影响其表达，最后便不一定能够把马戛尔"
作者简介
王宏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專研 18 –20 世紀中國翻譯史、現代中國文學與政治，出版專著十多部，如《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翻譯與文學之間》、《翻譯與近代中國》等，主編著作包括 Translation and Global Asia 、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Seven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rossing Borders 等。
目录
用户评论
马戛尔尼使团和乾隆的这次会面，使用的翻译这块特别逗。英国人跑到意大利那不勒斯找到一中国教士李子标，这老哥完全不懂英语，只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而且只想着一心传教。大清这边找到的翻译都是些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教士，就是没英国的，这些在中国生活了好久的老外，都是些入乡随俗混官场的老油子。双方的主要翻译没一个具有中英双语能力。最后就乾隆爱听啥我就给你改成啥，更为致命的是李子标老哥对汉语的把握也有问题，和珅当时委婉表述让英国人早早滚蛋，英国人都看明白了，李子标还坚持说是让你们多住几天好好聊。乾隆这边必须要看到英国是作为远夷来朝贡的，英国人自己把自己当成欧洲的王来的，这哪来的龙与狮对话？根本没法聊，只能回去想其它办法来搞事情了。
挺扎实的，读起来还挺有趣，第一次接触到翻译史的书。
我们一直用现代眼光想当然地去思考历史，中英双方为何如此处理这次外交事件，乾隆帝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东印度公司的态度、英国的态度……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一点，语言不通，他们是如何沟通的？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场景，一次次坎坷的、充满误解的交流。
更能引发这样的思考，如果有个靠谱的翻译，这次东西方接触，会不会结局截然不同……后面的历史，会不会截然不同～
从礼品篇一章开始，分析越来越模式化，而且重复引述史料的频率变高。结论竟是翻译很重要，研究外交史需要予以重视？有趣的是给沈艾娣纠错。
马戛尔尼：我大英国科学技术很发达blahblah
乾隆：😅
精彩的处理，特别是前三篇
翻译学视域下“重译乃通”的怪象。双方的沟通是在世界观无法调和的前提下进行的，清朝以天朝思想观照外邦，英国以殖民观念寻求利益。非专业译者囿于主客观因素，出现译本翻译的错位。清廷出于上国心态，以“天朝”话语改写通商文书，意图将中英两国关系拉入朝贡体制：马嘎尔尼由“钦差”降格为“贡使”、“文书”重译为“表文”、英国国王以兄弟相称的语句消失。马嘎尔尼也通过改写文本，“软化”了乾隆敕谕，向英国政府和人民营造出使团成功的假象。如此观之，总结有四：一、翻译的壁垒发端于世界观的差异。二、翻译偏差的后果似乎利弊共存。三、真正重要的是培育本国翻译精英，于融会贯通中传达外交辞令。依赖传教士翻译的清朝却始终视若无睹。四、中原王朝于涉边疆事物中刻意营造的大国形象可能为黄粱一梦。朝贡在“蛮夷”那儿可能就是另外回一事了。
下载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