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1840-1956): The Fate of Its Ultrastable Structure in Modern Times
金觀濤、劉青峰著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一）
1993 21×15厘米 平裝本 534頁
國際統一書號：962-201-619-7
定價：HK$120／US$18
本書是作者探討1840至1956百多年間中國社會宏觀結構變遷的最新著作，觀點新穎並富挑戰性。作者不同意海內外的流行見解，即把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視為傳統社會的斷裂，而認為共產黨建立的政權不過是傳統的某種變構。作者企圖超越國共兩黨和西方學術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用大量史料證明，傳統深層結構如何左右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其實是超穩定結構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
中國近現代史風雲變幻、撲朔迷離，本書則簡明清晰地勾畫出社會變遷的主線，以新的視角來考察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
本書行文流暢、通俗易讀，並附有百餘統計圖表，不謹適合於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閱讀，而且也是廣大中學歷史教師和學生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提出超稳定结构模型，解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逻辑
- 以系统论视角，探讨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一体化
- 反驳传统断裂论，视现代政权为传统结构的变构
适合谁读
- 对近现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结构变迁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从宏观视角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爱好者
- 社会学、历史学及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与研究者
读前提醒
- 本书理论框架宏大，建议结合《兴盛与危机》阅读
- 作者运用理科思维分析历史，逻辑严密但具挑战性
- 书中观点具有强烈时代特征，需保持批判性思考
读者共识
- 宏观叙事气势磅礴，为理解中国逻辑提供独特视角
- 理科思维介入历史研究，模型构建严密且具启发性
- 虽被指有决定论色彩，但对解释历史惯性极具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新意识形态的伦理中心主义结构（或者是以某种无产阶级立场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越明显，民主集中制程序也就越虚假。党@员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具有伦理中心主义或立场中心主义结构时，立场和伦理道德之纯洁是党👱员有权发表不同意见之前提。当D的领袖是伦理道德之完人，或“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时，任何发表不同意见、批评~领@袖都难以和反对党的意识形态作出区分。“反$党”、反对“主义”构成一种巨大的道义压力使大多数党&员怀疑（至少是不敢讲出）自己的真正意见，所谓民:主集中制也就变成“正治剧场”式地通过来自领袖权威性指示的虚假程序。"
- "从1895年到1915年这二十年，中国一直以资本主义为蓝图推进现代化，只是当这一蓝图失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才开始兴起，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为应然模式。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却造就了一个与传统同构的新的封闭社会，只有社会主义衰落，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目标才再次显现出来。"
- "当意识形态政党称为政治权力的当然享有者时，即使实行所谓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也无异于一党专政。因为只有意识形态才代表真理，是法律和政治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来源。因此，其他政党即使被执政党认为是合法（不反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也是没有权威的，只能依附于意识形态政党而存在，从它哪里获得权威和合法性支持，因而也谈不上通过竞选取而代之。 新意识形态的伦理中心主义结构（或者是以某种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越明显，民主集中制程序也就越虚假。党员拥有民主权利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具有伦理中心主义或立场中心主义结构时，立场和伦理道德之纯洁是党员有权发表不"
- "过去演变的模式在未来如果仍然发挥效能，它的前提是人们历史记忆之短暂，即历史规律是建立在群体行为的无意识之上的。意识形态魔咒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几千年来最大的无意识。一旦中华民族在痛苦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现代社会再不能依靠意识形态认同来建构之时，这种历史意识本身可以使人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是的，如果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程进入了中国人理性之视野，那么一切会如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在《我愿意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一文中所说：”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时，将会视为黑暗时代之最后一瞬。“"
-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这里，他把对国家的认识（知识）看作决定道德感情的前提。他所说的“自觉心”、“觉悟”，都是以“智”（知识）为中心来审视道德是否合理的新精神。"
- "戊戌政变以后一个短时间内，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充斥着一片反洋人且决心和西方一战的强硬气氛。举一个例子，清朝本有一不成文的法，规定凡国家遭遇重大事故，必须召集亲王大臣，六部九卿，举行御前会议。像召义和团进京向洋人开战这样的大事，清廷连续举行过四次御前会议，参加而见于上谕者多达73人。在慈禧太后面前，那么多大臣几乎众口一词，主张向西方宣战。倘有异议，即以汉奸通敌罪名相加。据说，载漪气焰最盛之时，曾带人入宫想弑杀光绪皇帝，被太后阻止。正是在这种强硬气氛中，才可能出现庚子事变。"
- "中国存在着强大的泛道德主义传统，大家普遍把政治看作道德之延长，而政治家必须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他们应是道德上的完人，中国政治理念上很少论及掌权者在道德上不可靠时应如何办。因此，对权力制衡的漠视同样是传统文化与规范认同不一致的表现。至于宪法中对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之维护，可以保证宪法提出的内容不会僵化，可以随大多数人的意愿变化而修改，这些均为规范认同的具体表现。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和百姓的关系主要是基于道德教化，在这种观念中，人的基本权利要靠立法系统来确定是不可能被理解的。结果宪法在政治运作中只能成为独裁者压迫人民之工具。"
- "张灏曾指出，正因为五四知识分子是把乌托邦式的期望寄托在民主制度之上的，这就和西方构成重大差别。在西方，”民主“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国民性和人格之反映。与其相反，民主制度倒是更多地基于对人性中黑暗面的理解。由于人是自私的、会滥用权力的，因此必须设立一种预防权力集中的制衡机制。民主并非理想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倒可以说它是防止政治变成最坏制度的方法。张灏把西方民主政治中对人性的理解称为幽暗意识。而五四新知识分子对”民主“的看法非但没有一点幽暗意识的影子，相反却充满着乌托邦式浪漫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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