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满足于复述经学史上的旧结论，而是执意要推翻一些被当作常识的成说。作者力主：西汉制度承秦制，朝廷政策却宗齐学，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五经博士之设不在缺乐，而在配合武帝「数用五」的土德改制；后氏礼学在学术传承与帝国礼制中居关键地位，由此方能解释古文经学的来路。这些论断锋利而见仁见智——有人奉为必读、称其建立全新系统，也有人嫌其部分论证牵强、前四章有得而后段乏新。它真正适合的是愿意在经学史的争议处重新思考的读者，而非寻求稳妥通识的人。
作者简介
王葆玹，一九四六年生於北京，一九八一年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從事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等職，並曾任教於德國海德堡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範圍包括經學、早期道家學說及魏晉玄學。著有《正始玄學》、《玄學通論》、《今古文經學新論》、《王弼評傳》、《古今兼綜──兩漢經學》、《老莊學新探》等書，及〈試論孔子學說中的鬼神與禘祀問題〉、〈西漢易學卦氣說源流考〉、〈天人三策與西漢中葉的官方學術〉、〈西漢國家宗教與黃老學派的宗教思想〉、〈郭象莊注的改編及其與向注的融合〉、〈帛書「繫辭」與戰國秦漢道家易學〉、〈從王弼「周易大演論」看朱熹象數之學的淵源〉、〈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從周魯同時而亡的事件看今古文經學分流之起因〉等論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考辨齐学鲁学谱系，重构西汉经学流派
- 提出罢黜百家在成帝，修正传统分期
- 结合水德土德，解析五经六艺演变
读者共识
- 经学史研究必读之作，框架新颖
- 宏观气象辽阔，微观考据精审
- 虽有争议，但学术价值极高
精彩摘录
- "目次 再版說明 序一 序二 引论 壹·經學模式與中國文化繼承中的選择问题"
- "貳·從西漢經學的分期到中國文化史的分期問題 叁 诗、书之依附三經以及經學流派問題 第一章經書糸統与經學著述形式 壹·引言 貳·六藝五經及其與孔子的關係 參·一以六為度一和以五為度一的經書系統 肆·傳、說、記和章句的著述形式 伍·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西漢經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 第二章西漢經學流派——齊學、鲁学、后氏禮學和古文經學 壹·引言 貳·甄别齊学与魯學的理由 參·鲁學的經典和以荀子為關鍵人物的魯學傳承譜系 肆·馬王堆帛書易傳與魯學的關係"
- "宋明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已变得如此遥远，以致它与更为遥远的西汉文化的时间差距显得无足轻重，它们蒙受选择、吸收的几率，应当比现实中的情况更接近一些。“内圣强而外王弱”的不足，也许正可以由注重吸收西汉文化而得到弥补。"
- "连《庄子·天下》篇也将“素王”与“玄圣”对举。"
- "由此而论，在西汉政治历史的研究当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问题应当是承袭秦制抑或沿袭齐制的选择问题。假如我们着眼于曹参由齐相升为汉相的经历，注重于齐地儒者及黄老学者对西汉朝廷的影响，而做出西汉制度模仿齐制的判断，那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史》《汉》所记载的汉初制度的确是沿袭秦代，其中的大部分制度又一直延续到汉武帝以后。假如我们尊重《史》《汉》的记载，将汉朝看成是与暴秦完全一样的朝代，也会失之于片面，因为西汉朝廷下面士农工商的境遇的确有很大的改善，当时各阶层的人们回忆起秦代的经历犹如噩梦一般。那么，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对制度与政策做出严格的区分，西汉政治制度是模仿秦制，西汉朝廷的政策却又是遵循齐学，明白了这"
-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有“改制度，易服色”的创举，宣告“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见《汉书·武帝纪》），意谓秦为水德，土能克水，因而汉朝要改从土德。水德数六，土德数五。在《武帝纪》“数用五”句下，颜注引张晏说：“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陈直《汉书新证》根据汉印，对张晏说加以证实，并且指出汉武帝之后“太守以下郡都尉亦用五字章”。印章在太初以后尚一律改为五字，何况其他！在太初以前，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号称“五经”固然与缺少乐书的情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事件正处于“数用五”的酝酿期。"
- "笔者在这里使用“经学思维方式”一词，缺乏心理学上的依据，可能会引起争议。其实，人们所谓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时间过程中的思维程序，例如西方人签署地址一般是依次写出宅名、街名、市名、国名，中国人则依次写出国名、市名、区名、街名和门牌号码。人们根据这两种次序的差别，会说西方人的思路是由部分到整体，是逻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路是由整体到部分，由于需要直接产生关于整体的认识，可说是整体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这种直觉体悟往往借助于意象来进行，又可说是意象思维方式。从这种思路的比较上，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中国人的另种思维程序，即不论思考何种问题，都要先想到经书怎么说，接着想到传、记怎么说，最后才考虑自己"
- "说起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便涉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影响很大，后来的中国学者遂纷纷用“体”“用”的概念来说明中西文化的主从关系。例如对于坚持国粹而敌视西方文化的意见，有人概括为“中体中用型”；早年的胡适以及陈独秀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将这种主张概括为“西体西用型”；一九八七年，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提出“西体中用”的名目，独具特色而引起学界的波澜；一九八九年，傅伟勋先生又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论”，旨在推动民主，提倡“多元开放”（见《哲学与文化》月刊，第十二卷第十期）。最近，台湾大学林义正教授又在“传统中国文化与未来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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