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它如何记录三位书生在1949年前后的命运跌宕，而在它逼问了一个反常识的问题：为什么恰恰是最主动、最愿意“关怀”政治的人，在新政权建立后反而配合得最彻底？作者把答案追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当新政权展现出重视士人、又满足其民族主义诉求时，意识形态的分歧便让位于一种强烈的认同。于是“忍不住的关怀”成了他们自我献祭的动力，而他们换来的却是动辄得咎、身死名裂。读者读来常感窒息：一边看一边心想，若再来一次改造，自己肯定完蛋。它适合那些不愿用“集体愚昧”一笔带过历史、而想看清知识分子内心如何被说服、被说服又如何被抛弃的人。
作者简介
杨奎松，历史学家，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的研究。曾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紫江特聘教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张东荪等三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前后的命运转折与政治遭遇
- 剖析知识分子因忍不住关怀政治，最终在权力场中陷入悲剧的历史逻辑
- 揭示思想改造运动背后的人事调查意图及新闻舆论管控机制
读者共识
- 杨奎松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呈现史料，避免了过度情绪化的道德审判，值得肯定
- 书中对知识分子‘关怀’政治导致悲剧的归因深刻，但理论深度与人物心理分析稍显不足
- 尽管存在个别史实错误争议，但该书对理解建国后知识分子心灵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精彩摘录
- "让王芸生无法再像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时代那样办报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新闻统制办法。 表面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査制度，甚至于1946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党团会报办法，看起来远较共产党的统制办法要严酷得多。1947-1949年不到三年时间里，它不仅动辄通过《中央日报》等党报党刊严厉斥责言论出格的私营报刊，而且不惜频频查封违规的报刊。如上海《文汇报》、《新民报》、《联合晚报》等1947年即遭此厄运。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并不特别限制报道新闻的范围，各报自然就可以各显神通找到“"
-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
- "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不错，从瞿秋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少知识分子确有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太浓的一面，未必人人都适合于从事政治。但是，他们却毫无选择的权利。忍不住的“关怀”——活着没有权利选择也就罢了，在革命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别想得到一份尊重和理解。"
- "但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情况下，报纸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保持传递新闻信息的功用的，因为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5]，并不特别限制报道新闻的范围，各报自然就可以各显神通找到“新闻”来吸引读者的眼球，较大的报纸也就容易在此基础上形成有特色的的新闻分析的言论。 共产党的统治思想和国民党完全不同，它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报纸新闻等舆论机关，本质上理当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和党用以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工具，应当服从于党的阶级斗争任务并为贯彻党的政策方针服务。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传统报纸传递新闻信息的社会功能，自然要被大大弱化。"
- "相反，只有充分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带来联合体的自由发展。[51] 在这里，个人权利及意志的自由是马克思衡量所谓“集体”是真是假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当今知识界用以评判一个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尺度，已经越来越多地不是看作为整体或集体的国家、民族的强弱，而是要看个人权利及其自由受保护和尊重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
- "我从来相信，我们看任何人，不论古今或其地位如何，都应当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尤其是研究历史，除非先做到充分理解，否则是不可能有所谓客观评价的。"
- "思想改造运动并不纯粹是为了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一律，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图，就是要通过交代揭发政治历史问题，达到人事调查和组织清洗的目的。这对中共更好地控制报刊这种舆论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 "据李维汉讲：“一九五七 年十二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別人免予处分。” 一个月之后 即1958年1月，中組部、中宣部、统战部有关部门进一步选择了比较突出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处理参照标准。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并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 李维汉讲，因为各地 照此标准行事，以至“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数用非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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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提出并解答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在建国后会如此配合改造？本书在归因时追溯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当新政权展现出对士人的重视、且满足他们所关切的民族主义诉求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自然就让位于知识分子因“关怀”时事而产生的强烈认同感。
其实是三星半。反正已经仔细修订过了，放心读八。
批评别人的部分很好，但自己做的部分似乎也不见得很好。搞实证见长的来搞知识分子研究，总感觉欠那么点，沈志华如此，杨奎松也如此。
杨老师出手，基本素养当然还是不用说的。但总觉得他自己的理论功底其实不够。
我知道知识分子前辈（书中诸如周一良、冯友兰、向达、马寅初）前往红太阳朝圣，因蛊惑宣传或士大夫情结，自觉自愿牺牲他人权利甚至甘愿自身被奴役，结果却上当受骗、身死名裂、国破家亡以及幸存者晚年追忆忏悔、感慨蹉跎、歧路不返的所有可怖而可笑的历史。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在如来佛掌中仍自视甚高，以至于未发现五指山行将降落的张东荪。向新时代投降，一步步亲手将大公报送进坟墓的王芸生。不管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不管对民盟内部的分裂还是对tg的步步紧逼，始终奉行submit, sustain, survive, succumb原则，坚持“推己及人”的潘光旦。忍不住的关怀是有代价的，但这代价又在知识分子的宿命之中。
忍不住的对经历起伏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回望，忍不住的对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思考。能叫出名字已是难得，仍有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那个激变的年代，火红的年代，狂热的年代无声无息遭受冷落、凋零、死亡。张孤傲、潘固执，对时局并未透彻明晰，相比之下，王好多了，追随那抹新生的太阳，最终与自己命运相钩连的《大公报》彻底决裂，不失为一种“进步”。知识分子醉心学术是本职工作，忧国忧民是情感使然，参与政事，那么结果便不言而喻了。总之，他们似乎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境遇，出世与入世的纠缠与断裂。彼时彼刻，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那个政权交际的时代，除了外在的压力，自我的信仰斗争也尤为激烈。试想今天的书生，可能在坚定程度上是更不如他们的，因此才需要不断的自我革命和思想斗争。
印象最深的还是张的“叛国”部分，第三部分有些冗长，好在最后还是能感受到杨先生的“关怀”，期待之后再读杨先生的其他作品。
三个扎实的个案研究
10年前读的前言，十年后依然还是最喜欢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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