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之前，你或许以为它讲的是文物如何被收藏、被陈列。读完才会发现，它真正追问的，是当我们隔着射灯与玻璃凝视一件来自异文化的器物时，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作者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77街展厅的几件藏品为切口，却把镜头对准了那些标签照不到的地方：摄影如何是一种
作者简介
薛茗，人类学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2014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关注物质文化、博物馆人类学、社会变迁等主题，长期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从事热贡唐卡艺术和唐卡艺人的研究。学术研究之外，担任纪录片导演、策展人、非虚构撰稿人。纪录片《画唐卡的女子》（2019）曾入选玛格丽特•米德国际电影节、世界遗产电影节、亚洲研究学会电影节等。中文非虚构作品曾发表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新知》、澎湃思想市场、腾讯谷雨、飞地、《生活》月刊等媒体平台。
AI导读
核心看点
- 透过五件藏品讲述博物馆人类学历史
- 探讨文物灵韵与去殖民化视角的审视
- 揭示19世纪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远征
读者共识
- 写作生动有趣，兼具学识与公众友好性
- 部分读者认为抒情过多，叙事略显散漫
- 深刻反思博物馆角色，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精彩摘录
- "然而，博物馆从一开始便诞生于悖论中：它既是一种分享，又是一种占有；它既支持理解，也滋养误解；真理也许被写在了博物馆的标签中，但荒谬与偏见同样也可以在射灯的照耀下熠熠发光。在现代的人类学博物馆或艺术博物馆里，很多展品都是按照地区或文化族群分门别类地摆放。但每种文化或每个族裔之间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区别；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不同的族裔也无法相互免疫。如果博物馆真的要为今天的观众提供一份指南，那么这应该是一种观看之道一在阅读物的传记时保持谨慎，在发掘人的故事时怀有自省与谦卑。"
- "……因为记忆是有语境、有次序的，不同的事件依循一个可探的逻辑逐步发展。而北太平洋远征的这些照片，是一个个凌乱的片段。自发的，人为的，自然的，刻意的，全部混杂在一起，被时间的巫术发酵成难以破译的梦境。 摄影本身也是一种暴力——在取景框中瞄准拍摄对象并在“决定性瞬间”按下快门，这个动作本身就和枪击有着极其相似的特质——一种征服的快感。（p. 46）"
- "1934年9月13日，劳弗爬上了自己公寓大楼的消防梯。他和妻子居住的芝加哥海滨酒店（Chicago Beach Hotel）向北望去便可看见菲尔德博物馆。如果这些花费20多年心血精心布置的展厅不曾带给劳弗精神上的慰藉，此时的劳弗，是否还记得他曾经快乐的时光呢？ 是在柏林读书时，第一次接触汉字就被深深吸引的痴迷？还是清晨漫步京城，偶遇刻有满、蒙、藏文或突厥语石碑的惊喜？ 劳弗沿着消防梯向上走去，一层，两层，三层…… 是在西伯利亚横渡冰河险些丧命，却以劫后余生嘲笑死亡“廉价”的年少轻狂？还是凭借自己的慧眼学识从杭州古董商手中购得书画精品的洋洋得意？ 四层，五层…… 芝加哥的黄昏，可曾让劳弗想起自己"
- "……但今天——其实不只是今天，哪怕从佛教刚刚传人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物质文化的时候起——为佛造像的艺人就知道，“神圣”的宗教活动和“市场”的经济活动一直密不可分。“圣物”与“商品”的边界并不像唐卡画面上的线条那样平稳清晰。 人类学家阿琼·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主编的论文集《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就试图打破将商品和圣物（或礼物）过度区分的思维。阿帕杜拉拒绝询问“什么是商品”这类问题，而是转而关注“什么样的行为让一件器物有了商品的特质”。人类学家考比托夫（Igor Kopytoff）更是将这一思路演绎得更为彻底——他主张我们要像研究人物传记一样去看待物的传记（obje"
- "……就像长城之于中国、泰姬陵之于印度，阿兹台克太阳石慢慢被墨西哥人内化成了自己的文化符号。甚至，在美墨战争时期（1846-1848），美军一度威胁墨西哥政府，如若再不投降，美国人就把这块太阳石搬到华盛顿去。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太阳石留了下来，墨西哥却丢掉了现在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等大片土地。（p. 170）"
- "另一位年轻人胡安（Juan，本名Inocente Melchor），是瓦哈卡公认的最具天分的木刻艺人。1991年，美国的《史密森学会杂志》（Smithsonian Magazine）。还刊登了胡安和家人的木刻工坊的故事，一旁配有他们在烛光下雕刻阿莱布里赫的照片。不过，胡安根本没有耐心等人家把杂志从华盛顿寄过来。接受采访后不久，胡安就偷偷穿越边境线，一路跑到纽约上州找了份洗盘子的工作。虽然一天要干15个小时的体力活，但胡安知道这比在烛光下刻木头赚钱要快多了。尽管从世界各地来瓦哈卡的游客对神兽木雕兴趣浓厚，但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顶级木刻艺人以外，只要有机会移民到美国（无论合法还是非法），手艺再好的艺"
- "……米德曾写道：“没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真实。一个性别、一种文化，或者一个学科，哪怕超越了自身的边界，它的贡献仍然是有限的，仍然需要等待其他人一起还原一个更丰满的真实。”可惜米德对人类学立场与局限的认识并没有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她的实践反而被当作女性化、无足轻重的碎碎念，和“烟夹在指缝间滔滔不绝派”的男性人类学家形成了鲜明对比。（p. 225）"
- "……此外，奥汉隆和哈里斯在探讨人类学博物馆的命运时指出，认识到“物的生命史”恐怕是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水岭。一件器物，可以“拒绝”博物馆或人类学家强加在它身上的阐释——就像第一章里萨满神衣的故事。物的生命，也是可以流动的，博物馆的展厅也许只是它暂时驻足的场所。（p.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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