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史学方法论著作汗牛充栋，本书的独特处，在于它不满足于讲授'如何考证史料'这类技艺，而是把笔触伸向史家最易被忽视、也最难以言说的地方：写史的人该为何而写？当现实政治要求删改史书、纪念活动催生出迎合性的历史、'株儒化'的学术风气弥漫学界，史家如何守住'为'己之学'的纯粹求知？书中借董狐'直笔'与'曲笔'的公案揭示：所谓直书，亦可能为特定道德观念而歪曲事实——这一层剖析，远比'要忠于史料'的口号来得深刻。它适合两类人：一是正欲叩门的历史系学生，可作治史入门；二是所有对'历史究竟能否被客观书写'这一问题感到困惑的读者。
作者简介
李剑鸣，1960年6月生，湖南常德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文化的边疆》、《美国的奠基时代》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源自高校史学方法课程讲义，系统梳理治学规范
- 探讨历史真实、客观性及史家修养的深层关系
- 结合古今中外案例，解析史料搜集与学术史梳理
读者共识
- 国内史学入门佳作，通俗易懂，适合初学者建立框架
- 部分读者认为内容略显松散，缺乏严密的理论深度分析
- 作为讲义汇编，虽被指公式化，但实用价值获广泛认可
精彩摘录
- "在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干预历史写作的现象并不常见，现实政治往往以另外的方式作用于历史编纂。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蒋廷黻写成《中国近代史大纲》，最后一节题为“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不免使人联想到他与国民党政权的特殊关系；近60年后，大陆重印这本书，则以这一节“所论有失公允”为由，毫不留情地予以删去。蒋廷黻当年写这一节，就有“蛇足”意味；而重版时的删削，则有“不尊重历史”之嫌。已经写成的史书尚且可以在现实力量的作用下任意删改，而在写作过程中依据现实要求来取舍和诠释，就更不足为怪了。"
- "针对目前的社会氛围和学术风气，提倡"为己之学"，可能与强调"学以致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中国学术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可能是学者的"株儒化'气而学者所急需的最大自由，应当是从容读书和优游治学的自由，是纯粹求知的自由。"
- "在中国，每逢某人诞生、某事发生和某一机构成立的可以被五整除的年份，通常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史学界为此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也为数甚多。但是，历史学家如果过于热心地参与历史纪念活动，甚至为迎合纪念的需要而损害历史的真实，就会违背史学的宗旨。因此，有的学者主张，历史学家对纪念活动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 "古代史官记录当权者的言行，有"冒死直书"和"曲笔文饰"两种极端的做法。在晋灵公被杀后，晋史官董狐不惧威逼，坚持将"赵盾就君"写入史册。崔抒杀齐庄公后，史官北史氏国记下"崔抒就君"而被杀，他的二弟因以同样的写法而遇害，他的三弟仍冒死记载此事，崔抒便不敢再加害于他了。"
- "但是，这种"直笔"与"曲笔"的分辨，具有时代特定的政治和道德内涵。以董狐为例，其实晋灵公"不君"，赵盾加以劝谏，他非但不昕，反而设计加害，迫使赵盾逃亡，尚未出境，晋灵公就为赵穿所杀。董狐记载"赵盾就其君"的理由，是因为他"亡不越竟，反不讨贼"，未尽臣道，因此等于"棋君!' 可见，董狐不惧威逼是真，而"直笔"则假，实际上是为了特定的政治和道德观念而歪曲事实，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曲笔"。"
- "" 伪注"就是虚假的注释，具体手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将转引的材料注为直接引用 二是将从译文得到的资料注为原文; 三是伪造材料的出处。 其中以第一种情况更常见。作伪的动机无疑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引者无法看到原文，或不肯下功夫去查找原文，但需要通过原始出处来增加文章的分量，于是就采用了简便省事的"伪注"办法。"
- "真实的历史知识是可以获得的，但它不是绝对的和惟一的，不等于只有一种叙述、一种解释和一种观点。‘客观历史’是丰富多样和客观复杂的，这使得对它的认识也充满了多样性。史学的真实来自于多种叙述的汇聚，来自于不同解释的竞争，来自于多种观点的互补。沃勒斯坦借用南非最高法院法官阿尔比·萨克斯关于‘微观真相’（具体的事实真相，比如某人在某时犯下的某种罪行）、‘逻辑真相’（即通过推论演绎而得出的一般性事实）、‘经验真相’（根据个人经验而观察到的事实）和‘对话的真相’（在一个共同体中以多种声音和多重视角而表现出来的关于事实的主张）的划分，认为历史学家要致力于获得‘对话的真相’，即展现‘多种声音、多重视野的真实画面"
- "陈寅恪在论及解读古书的态度时说：“夫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这种路径同样可用于重建过去的时空结构。无论是过去的人或事，都必须按其本义来理解。所谓“旁采史实人情”，就是用相关的知识和人生经验作为理解过去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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