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 [日] 夫马进, 伍跃](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532556830.jpg)
书籍介绍
作者将朝鲜燕行使置于整个东亚国际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考察。除了明清王朝与朝鲜的关系之外，还将其与琉球、日本乃至越南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全书分为“十六七世纪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十八九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进行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与“燕行录与使朝鲜录”三部分。书中充分运用明清王朝乃至朝鲜和越南王朝的实录、政书、文集、旅行日记以及方志等方面的史料，为读者生动地勾画了一幅幅近代以前东亚国际关系，即东亚国家之间外交交涉和文人之间交往的图画。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置于东亚国际关系框架，比较中日朝越外交
- 详析明清时期燕行使与通信使的学术互动
- 利用多国史料还原近代前东亚外交与文人交往
适合谁读
- 东亚历史、中外交通史及海外中国研究者
- 对朝鲜燕行录及中日朝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朝贡体制、汉学传播及思想史的专业人士
读前提醒
- 本书史料丰富且学术性强，建议结合地图阅读
- 注意区分使节私人日记与官方述职报告差异
- 可配合《宅兹中国》等书对比阅读以加深理解
读者共识
- 经典之作，史料扎实，翻译功底深厚易读
- 笔谈记录分析精彩，揭示士大夫内心世界
- 开风气之作，但部分观点如汉学传入时间存疑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如果抛开“问罪”的问题只去在外交史料中寻找“礼的言说”的资料的话，那不过是在排列华丽的辞藻。这就好像是从与现代国际社会中某超大国有关的外交史料中去寻找“人权”“民主”等美丽词句一样，无论这些词句在现实外交上有多么大的推动力，其结果也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
- "如同本稿开始时指出的那样，朝贡体制论或日册封体制论在时下颇为盛行。由于作者的寡闻，不知道在那些研究中是否论述过进行册封的前提有时充满了很大的虚构性。毋宁说正是由于不断将朝贡体制论或册封体制论变得进一步理念化和模式化，结果导致越来越无法看明清时代中国的对东亚外交。例如，有人深受朝贡体制论的影响，提倡“礼制体制论”，但是他所提示的不过是礼制的理念，根本没有涉及现实中存在过的“问罪”和“问罪之师”的派遣所依据的是何种理论。还有人在论述明朝的外交政策时列举出明朝外交的基本原则，第一是“以诚为本”，第二是“宽容精神”，第三是“以和为贵”。这种意见不过是从史料中抄撮一些说明外交理念的表面资料，完全没有考虑"
- "爲了對抗漢學只有學會漢學的治學方法；爲了學會漢學的治學方法，只能是自己去閱讀漢學的著作；爲了閱讀漢學的著作並且判斷其正確與否，學者本人只能是“關在自己的屋子里，與書為伍，埋頭讀書”。"
- "對漢學進行徹底的批判只能是借用漢學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其宗旨——“實事求是”。今善臣和申在植主張既然朱熹已經闡明了義理，便沒有必要進行訓詁，而且認為訓詁反而會導致無法糾明義理。但是這些主張根本不能自圓其說，也根本構不成對漢學的反擊。只有採取如下的方法才能是自己的主張有說服力：即利用事實對他人的觀點進行檢驗，指出符合事實的正確的部份以及不符合事實的謬誤的部份。這種討論的方法需要“博引旁征”。由前文的討論已可看出，汪喜孫和李璋煜爲了說服申在植，引用了包括反對宋學的李塨和凌廷堪在內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學說，但後者卻沒有讀過顧炎武以後清朝學者的主要著作，只好用不著邊際的泛泛空論來反擊對方。"
- "成海應給1815年出使北京的趙寅永的贈別文中，在介紹清朝漢學隆盛時，也注意了如下情況： 彼皆根據鑿鑿而無窾言，東人故不能及此，況敢輕之哉。 他誠懇地承認了在朝鮮無法按照清朝漢學家那樣研究漢學。"
- "在由一般的文人官僚担任正使的场合，他们最经常加上的头衔是判中枢。判中枢是从一品官。据《通文馆志》卷3“赴京使行”中称，正使为“正二品结从一品”。结也写作结。所谓结衔，在中国通常称为加是给予临时的特别官职以增加其声望。例如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宪宗十二年）的进贺兼谢恩使的正使朴永元，他原本是礼曹判书，是正二品的官职，在加上了从一品的判中枢职衔后前赴北京。同样据《通文馆志》，副使是正三品的官僚加上从二品的官职后派遣。不过这只是大致原则，例如1746年（乾隆十一年、英祖二十二年）的谢恩兼三节年贡使尹汲，是以户曹参判（从二品）加上吏曹判书（正二品）的加衔出使 曹参判带上六曹判书头衔的情况也极为多见"
- "无论是正使、副使、书状官这些官僚的出使，还是金昌业、洪大容等以观光为目的的北京旅行，都必须要有私人向导，甚至要有私人通译。正如后文所述，洪大容参加燕行的第一目的并非观光，乃是交到中国朋友这奇妙的目的。因此他自然要学习中国语，而金昌业也能听懂一定程度的中文。然而不用说三使等官僚，就连通译官在刚进入中国时也没法完全听懂，所以他们也需要私人的向导和通译"
- "这样，在与中国的上下关系之基础上，朝鲜将自己所接受的恩惠与管制依照原样施加给周边的诸民族。不过这次，朝鲜是处于在上的位置。如果没有交邻理念的话，这一行为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室町时代，包括足利将军在内的日本方面曾厚着脸皮，多次向朝鲜方面要求其赠送《高丽大藏经》。朝鲜方面的真实意图暂且不论，总之是非常大度地前后一共下赐了40余套大藏经。应该认为，朝鲜的这一举动正是基于其“字小”的理念。相反，在同样被认为是交邻对象的女真族展开反抗时，朝鲜国内也出现了是否要派遣“问罪之师”的讨论。"
作者简介
夫马进，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史与东亚关系史。著有《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燕行使与通信使》（韩文）。主编有《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增订使琉球录解题与研究》、《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代表性论文有《明清时期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讼师秘本的世界》、《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曾获日本学士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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