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小书前，多数人以为会读到一部平和的学术史梳理；读下去才会发现，作者其实是带着火气来的。全书最锋利处，在于把'经学'直接点名为'统治学说'——它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为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的'君人南面之术'，是'以经术缘饰吏治'的工具。于是'孔子'不再是被供在神坛上的圣人，而是一面镜子：汉武帝尊的、董仲舒借的、朱熹载的，层层叠叠'假孔子'依着政治需要次第登场。这一'学随术变'的判断，让经学史从'圣人谱系'变成了'权力如何借用思想'的考察，爱它的人视其为拨云见日，嫌它的人则质疑其唯物史观过于刚硬。它适合愿意啃考据、不满足于故事、想追问'经典为何被统治'的读者。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2012），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2006年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此前从未有中国人获此荣誉，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另一位获得德国高等学府授予的荣誉博士的中国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提出“学随术变”，揭示经学服务于政治统治的本质。
- 厘清经学、儒学、孔学概念，辨析其历史演变与差异。
- 以唯物史观审视经学，还原其作为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真相。
读者共识
- 观点独到深刻，考据严谨，为理解经学提供了全新的宏观视角。
- 文字风格凌厉甚至尖刻，部分读者可能感到不适，需做好心理准备。
- 虽非系统教科书，但信息量大，对厘清混乱概念有极大启发作用。
精彩摘录
- "周予同将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他说： 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政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P221－P222） ……周先生自己也指出，详密地说来，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与东汉原始的古文学有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与西汉原始的今文学有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也有不同。(P222) 既然孔子问题是经学各派"
- "从秦帝国建立到清帝国灭亡，朝代更迭虽多，政权分合虽频，共同的统治形式都是君主专制，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的关注焦点便是如何保证这个专制体制稳固与扩展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西汉中叶后即司马迁首先提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P2） 从中世纪统治学说史的角度清理文献，以期通过体现时地人事诸特征的相关著述，历史地再现中世纪经学的文献行程，在目前更有必要。（P4）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间，经学研究出现了由近及远地否定传统经学诸形态的“倒演”过程。（P5） 经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学说应从公元前二世纪晚期算起，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学地位。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P8） 在战国时代，自称孔学的真正继承"
- "我以为，中国经学史，属于中国文化传统表现自身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最强烈的那一类观念形态史。因为中国没有欧洲历史上那种表面与政权组织分离的宗教系统，而经学一旦形成某种传统，特别是与治阶级的世俗利益相结合，变成哲学、政治、法学等各种科目的凝聚形式，它就具有神学的外売。当君主专制主义大厦倒塌的客观条件没有具备以前，任何击破这个外壳的尝试，结果只能导致对它再度修葺粉饰，这就是孔子和经学的形象"
- "第7篇 漢學與反漢學——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 把空間分佈作為學術派分的畛域，始於南北朝。但承認“統一”時代還存在學術的地域部份，則盛于北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使空間差異和學派傳授相結合的編撰形式，成為學術史的楷模。《宋學淵源記》沒有突破這一藩籬，而且比全祖望編定《宋元學案》採取的籍貫分類法，還要粗略"
- "這三派的不同，簡明些說，就是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治致之說，所以偏重于“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繁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而其流弊為空疏。"
- "經學 它特指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具體地說，它特指西漢以後，作為中世紀諸王朝的理論基礎和行為準則的學說。因而，倘稱經學，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它曾經支配中國中世紀的思想文化領域；二、它以當時政府所承認并版型標準解說的“五經”或其他經典，作為理論依據；三、它具有國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實踐領域中，只許信仰，不許懷疑。因此，所謂經學，範疇較孔學為寬，較儒學為窄。"
- "然而從十八世紀以來的經學史研究，都傾向於承認在西漢中也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學，其實是“荀學”。 事實上，正是荀況的兩名學生韓非和李斯，分別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為統一的帝國制定了普世性準則。成為中世紀價值系統最後尺度的三綱說，是由韓非完成的。而秦滅六國當年便由秦始皇認可的李斯建議，“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更直接道出了中世紀思想同志的基本取向。直到十八世紀清朝雍正、乾隆父子仍力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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