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结集初版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收钱穆先生时政论文诸篇。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为理想中国的建立与复兴进行探索，范围包括政冶、社会、经济、法律、教育等诸方面。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核心批判盲目照搬西方政党政治，指出中国缺乏英美式的利害观念与德苏式的组织狂热，强行移植必致失败。作者主张政治制度必须根植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强调任何政制设计都需与民族哲学相调和，反对脱离国情的空谈与全盘西化，坚持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道路。
- 作者提出中国传统政治并非无民权，而是实行‘政民一体’的直接民权模式。书中论证政府由民众组成，官吏来自民间，政府意见即民众意见，无需西方式的对立监督机关。这种观点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主定义，试图从传统资源中挖掘不同于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强调贤能政治与公共治理的结合。
- 书中探讨国家经济独立与集体经营的重要性，认为私人资本黄金时代已过，中国作为落后国家无法通过扶植私资与先进资本主义抗衡，只能走向国家计划经济。同时，作者反对一党专政与恶性党争，主张建立超党派、公忠不党的政治秩序，通过考试制度选拔贤能，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稳定。
适合谁读
- 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历史演变及现代转型感兴趣的历史学者与研究者。本书提供了从传统视角解读现代政治问题的独特路径，适合希望深入理解中国政治文化基因、探究中西政治制度差异及其历史根源的学术读者，有助于厘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
- 关注国家治理、政治哲学及制度设计的政策研究者与公共管理专业人士。书中关于贤能政治、反党争、强调政府与民众一体性的论述，为思考当代治理困境提供了另类视角。适合希望跳出西方自由主义框架，探索符合本土情境治理方案的专业人士阅读。
- 对钱穆学术思想、民国史及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心态感兴趣的人文爱好者。本书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学者救亡图存的焦虑与理想，适合希望了解民国时期思想界动态、传统士人如何回应现代性挑战的读者，作为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补充材料。
读前提醒
- 阅读时需明确本书成书于1945年抗战末期，带有强烈的时代局限性与救亡图存色彩。作者观点旨在回应当时全盘西化思潮，部分关于经济、军事及具体政体设计的建议已随时代变迁而过时。读者应将其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思想实验，而非当代政治操作指南，避免以今律古。
- 书中大量使用‘政民一体’、‘直接民权’等概念重构传统政治合法性，这与现代主流政治学定义存在巨大差异。读者需保持批判性思维，理解作者是在进行文化本位的话语重构，而非客观描述历史事实。建议结合现代政治学理论对照阅读，辨析其逻辑漏洞与理论贡献，避免盲目认同其反民主倾向。
- 本书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政党政治与多党竞争，主张超党派贤能政治。读者应意识到这是作者基于儒家传统对现代政治的排斥与改造。阅读时需注意区分其历史分析部分与政治主张部分，前者具有史料价值，后者则充满争议。建议配合阅读同时期其他学者如胡适、费孝通等人的观点，以获得更全面的视野。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思想启发性，尽管部分观点如反对政党政治、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等已被历史证明存在局限或错误。但作者从传统文化出发探索独立政治道路的努力，以及其对盲目西化的批判，至今仍具警示意义。读者多将其作为理解钱穆思想体系及民国政治思潮的重要文本，而非实用政治手册。
- 多数读者认同作者反对脱离国情、盲目照搬西方制度的观点，认为任何政治改革都必须尊重本国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然而，对于作者将传统政治美化、否定西方民主价值的做法，读者持保留态度。共识在于：应批判性吸收书中关于重视国情、反对党争、强调贤能治理的合理内核，同时警惕其保守主义与反民主的倾向。
- 读者指出本书反映了钱穆作为传统士大夫的‘中国情结’与文化自信，这种立场虽显偏激，但在当时西化浪潮中具有独特价值。大家认为不应纠结于具体政治建议的对错，而应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立场与思维方式。本书被视为了解传统知识分子如何试图用传统资源解决现代问题的重要案例，具有深刻的文化与思想史意义。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然今日中国不能有好的政党政治，此不足为中国病，抹杀国情，一味效颦他邦之先例，即根本不足为好政制。中国人岂特不能步趋英、美，实亦不能步趋德、法或苏联。中国人实际利害观念不坚强，则不能效英、美;崇拜伟人之心理不狂烈，则不能效德国;严切组织克制异己之手段不深刻，则不能效苏联。一党专政既为群情所不安，而诸党互竞又为民德所不习，政党政治之在中国，其前途甚黯淡。然此并不足悲观，所足悲观者，乃在中国人不能自创一自适国情之政制，而必步趋他人之后尘，则其政治将永无独立自定之望。"
- "西方民权之初现，仅为间接之监督权，而中国传统民权，则为直接之行使权。故西方民众与政府对立，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民众与政府合一。若以中国传统政制无国会，便谓中国传统政治无民权，此实皮相之见。"
- "若论中国传统政制，虽有一王室，有一最高元首为全国所拥戴，然政府则本由民众组成，自宰相以下，大小百官，本皆来自田间，既非王室宗亲，亦非特殊之贵族或军人阶级。政府既许民众参加，并由民众组织，则政府与民众固已融为一体，政府之意见即为民众之意见，更不必别有一代表民意之监督机关，此之谓政民一体”，以政府与民众，理论上早属一体。故知中国传统政治，未尝无民权，而此种民权，则可谓之“直接民权”，以其直接操行政之权。"
- "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中考试、监察两权，厥为中国传统政义所寄。考试制度之用意，即在“公开政权，选贤与能”。夫真能代表民意者，就实论之，并不在人民中之多数，而实在人民中之贤者。中国传统考试制度，即在以客观方法选拔贤能，而使在政府中直接操政。故西方政制为政民对立，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政民一体。西方政制为间接民权，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直接民权西方政制为多数代表，而中国传统政制则为贤能代表。多数代ま亦可称之为统计代表，统计投票数与挙手数之多少而决从违，能代表亦可称之为人オ代表。中国古语所谓“贤钧从众”，盖以才能贤否为第一条件，而人数多寡则为第二条件。既主行使直接政权，自必重质胜于重量，重才能胜于重数字矣。中山先"
- "故自中国传统政制言，则远自两汉以来，已有选举制度。作国与西方异者，西方选举议员，代表民众，监督政府面中目直接选举官吏，组织政府，行使政权，此其异一。故余谓西方权乃“间接民权”，而中国民权则为“直接民权”。 又西方选举由民众，而中国选举由官吏，此其异二。此种异点，亦因双方政治观念不同，西方以政府与民众为敌体，故民众代表必由民众自选。中国则认为政府与民众为一体，故官吏自身即为民众之代表，则选举由官吏任之，自亦不见其违理。夫政府亦社会之一机构，官吏亦民众之一分子。今试问何说而必谓其在社会则必佳，在政府则必恶?为民众则必好，为官吏则必坏?若 为官吏，一入政府，便成为民众之敌，便不足代表民意，则推理至极"
- "中国传统政制中之选举制度，又有与今日西方选举制更大不同之一点，即西方注意在选举人，而中国则注意在“被选举人汉代选举孝廉，有其当时之不成文法，第一必为国立大学之毕业生，第二必为服务地方政府之僚吏之有经验与成绩者。地方官则采酌社会舆情，就此两项资格中挑选，此为汉人选举之常规。盖西方民主政治，起于小国寡民，又为人口集中之都市，故可于选举中尽量表达民意，并主选举权之尽量普及。中国则既为广土众民，而又为散漫分布之农村，故主于选举中尽量拔取贤オ，又主被选举者之尽量限制与尽量严格，此其异三"
- "然则此东西双方之选举制度，果谁是而谁非，又孰优而孰劣乎?日惟政治为人群最现实之活动，此只可辨异同，不当论是非。凡政制必与其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相诉合，必与其社会背景历史沿革相调和，惟当于不违其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历史沿革下求不断之改良与进步，以期不断的推陈而出新。苟舍此而空论是非优劣，则实无是非优劣可言。古今中外，政制异同，亦至繁迹矣，然要之有两大义为一切政制所不能背: 一、在求如何使贤能登进 二、在使贤能既踞高位，不致滥用权力以假公而济私。"
- "窃谓私人资本之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将来之世界，必为国家计划经济与社会公共资本之世界。且中国经济落后，若欲扶掖私人资本以与并世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相抗衡，此之谓不自量。充其极，亦惟成为一种买办资本与殖民地资本之地位而止。荀非群策群力，团结为国家之集体经营，不足以求国家民族经济之独立。抑且求之中国之传统文化与民族哲学，私人资本亦断不当容其发荣滋长。若本此观点而论职业选举，则将来凡属服务于国营经济事业之人才，其选举被选举权，当较私人自由职业团体，优予比率，此亦运用衡平精神之一道。又急公好义，悬为中国之古训，将来私人资本，既仍有相当发展之地步，则莫如奖励私人资本之乐善奉公。若规定各自由职业团体必须有若干资产"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并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经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学校教授。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有学术著作六十余种。
用户评论
可以。“本书结集初版干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收钱穆先生时政论文诸篇。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为理想中国的建立与复兴进行探索，范围包括政冶、社会、经济、法律、教育等诸方面。”
宾四先生对于民主、法治各有自己一番定义，可备一说。然将其嫁接于国民党及五权宪法，多少就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感觉了。
全书虽是对国体以及宪法的个人建议，但又不仅限于此，亦更可扩展为政治思考，或者说是对重大问题的政治思维。换句话说，《政学私言》核心表达超脱了当时宪法学或者关于政体的讨论，而是聚焦于立国思维，即国家确定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钱穆给出的思考是一种基于《五五宪草》，自适国情的政治方案。全书有很强的比较语境，试图针对西方做出新概念。从五权分立到政民一体，都表达出不应该全盘西化的态度。钱穆的文章从历史的回顾中无处不表现着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信任，政治要建立在传统上，中国政制屹立不倒几千年，其稳定性自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也理应借为现世之所用。只可惜在当时这种观点却不能发出什么声音。与其说这本书今日读有一定的时间局限性，倒不如说这本书在当时有超脱历史与现实的前瞻性。
用一种“一切史料都是历史学”的态度去读，可能比纠结钱穆本身观点的对错更有价值
民國史家論政。
是为了写宪法课的读书笔记，但是写的确实很好。
试了一下，书影音标签功能果然无了，可是本来又有什么呢？
1945年3月，钱穆先生在《东方杂志》撰文呼吁:“全国各民主党派不当仅以要求召开国民大会为已足。当知今日国人所需者乃直接民权之全民政治，当进一步要求五权宪法之确定与实施，当要求考试、监察、立法、司法四权各各独立，使此四权先能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而容许在野少数党之贤杰，以及无党无派之优秀分子以尽量之参加。若本此而论，则《五五宪草》，亦尚未为真得五权宪法之精义！而最近所拟召开之国民大会，其代表之选举，亦大有可资商榷者！要之，今日中国政治之出路，惟有切实推行五权宪法之一途。苟非抱有一党专政之野心，与夫食而不化者，当知此乃一种根据纯学理之讨究，而又切合于当前之局势，抑且顺应世界新潮流，适切中国旧传统，实可循此以达于深根宁极长治久安之境地之惟一途径。”那些污蔑钱先生愚忠蒋公的谬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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