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宋史领军人物刘子健成名力作，宋史名家虞云国长篇导读，邓小南、赵冬梅倾情推荐
首开士大夫政治研究之风气，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学术典范之作
☆ 批判性地融汇现代中国与日本学者的既有成果，集王安石变法研究之大成
重审士大夫政治的宿命，叩问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底层逻辑
☆ 从政治思想、官僚行为、政府运作发掘尚未凸显的王安石新政的新面相
作为官僚理想主义者，富国强兵并非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标
☆ 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
王安石新政的失败，是由官僚体制所依附的君主专制政体命中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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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本书是宋史学界的典范之作。王安石及其新法新政，不仅是理解宋代历史的关键，也是影响近世中国的重要纽结。作者以白描笔法提纲挈领地勾勒出“宋代中国的改革”之简明全景，举重若轻地提炼出特定时代具有根本性质的议题，体现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作者重视政治性、结构性的研究解析框架，阐释收放自如，其深广的观察视域、通透的思考境界、简捷的表述方式，无不予人以深刻启发。
柯睿格：
所有对中国改革运动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甚或专家都应将其作为他们首要的导游。
赵冬梅：
译介一本发表于半个世纪以前、用英文写就、面向英文学术世界的王安石变法研究著作，有必要吗？有！刘子健先生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他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比如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的官僚分型理论，他对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之上。从刘先生的论述出发，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读者可以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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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王安石变法的重点及其失败的原因。全书以王安石变法为主线，将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分为变法、反变法和后变法三个阶段，完整地叙述了北宋后期士大夫政治全局的演变。作者指出，王安石的理想是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在这一点上，王安石与他的反对者并无二致 。问题在于王安石希望通过改造、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实现这一理想。由此，作者着重分析了王安石的官僚体制改革，聚焦吏役次官僚制，考察新政的政府运作，并以募役法这一新政核心制度作为个案研究，总结归纳新政的特点。本书的关注点不仅在于王安石变法本身，更在于王安石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与价值之所在。
- 重审王安石变法，指出其核心是建立道德社会而非单纯富国强兵
- 提出官僚分型理论，深入剖析理念型、仕进型与渎职型官员行为
- 揭示变法失败根源在于君主专制政体与官僚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 对宋史、王安石变法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感兴趣的历史爱好者
- 希望从社会科学视角理解传统中国改革逻辑与官僚运作的研究者
- 对士大夫政治、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冲突有思考的读者
- 本书篇幅短小精悍，重在理论概括与宏观分析，非详尽史料堆砌
- 建议结合虞云国导读及杨联陞序言，以更好把握作者学术意图
- 书中涉及大量政治学概念，需耐心阅读以理解其跨学科分析框架
- 刘子健史识卓越，视角超越传统道德二元论，具有深刻洞察力
- 作为海外汉学典范之作，其官僚分型与集权分析极具启发意义
- 部分读者认为内容简略或翻译生硬，需具备一定宋史基础方能读懂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他支持这样一种理想，即以一个在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的主要手段。"
- "他不仅尝试改变，同时也意图建立新的政府体制，以指导和形塑官僚与民众的行为。王安石的政策重点不在于法律的颁布与执行，他也并不将“富国强兵”作为头等大事。他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社会风俗，期盼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秩序“至治之世”。"
- "平心而论，就王安石观点的理论根据以及他要建立道德社会的终极目标看，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将王安石看作一个儒家学者。"
- "王安石的计划遭遇了额外的困难：不断增长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增强伴随着弄权的危险，不管在政治还是行政上都不可取的更强的同一性，无法按预期执行政策、逐渐膨胀而又积弊难改的吏役官僚制。"
- "中国是一个官僚制国家。在强调功利主义治国才能、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及政府主导的体制方面，王安石即使不够伟大，也确实杰出。"
- "这两种假说之间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它表明了中等地主利益和专制国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中等地主重视国家的保护；另一方面，中等土地所有权可能最为符合专制国家本身的利益。然而，这种利益的相符（coincidence），绝不意味着利益相同（identity）。许多研究者近来的研究已经在事实上证明，官僚在为中等地主和专制国家的利益同时服务的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 "回顾过去，官僚的政治行为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远离儒家标准。除了旧有的腐败和政治手腕，任人唯私也加剧了。然而，不能只责怪王安石一人。他的反对者拒绝与他合作，攻击他的所作所为，徇私偏袒，比他更应承担责任。偏袒很快发展成派系斗争，派系斗争从政策冲突堕落到报复性迫害。官僚体制非但没有如王安石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改革，反而受到许多弊端的影响，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只有像蔡京那样，不顾儒家标准地进行密谋的人才能久握权力。官僚体制的堕落，随之而至的即是帝国的崩溃。"
- "王安石留下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的遗产。尽管存在大量的批评，但反变法派在他们自己掌权时并没有极力颠覆这一遗产。这种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成为政府结构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 从前一时代充满创造性的儒学，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变为麻痹窒息的同一性，原因不是单一的。在不断增强的中央集权之下，持续增长的同一性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像蔡京这样的官僚滥用由中央集权带来的巨大权力时，它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限度。王安石可能从未意识到，他的新政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要求他所认为的必要的同一性，会导致这样不幸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