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1921年的小书,最先撞进眼里的不是高深的术语,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近乎莽撞的自信。他敢在"东西文化应当调和"几乎成为口头禅的年代,断言大家其实谁也不明白东西文化究竟是什么;他敢反对当时正流行的佛教救世论,说"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硬要中国人把生活的路自己走完。全书最见功力的,是他把"人生问题"切成三条路:向前争夺、随顺调和、抽身退出,并据此给西方、中国、印度各归其位。它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这份"不圆融"——判断犀利干脆,甚至显得偏激,逻辑却自成一格。今天重读,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的不是答案,而是百年仍未停息的诘问:我们到底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