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王铭铭、罗丰、荣新江等倾情推荐 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蒙古高原的匈奴| 高原河谷的西羌| 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
☆探察三大游牧社会及其与汉帝国的互动 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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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 考取径，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所学科研究方法，王明珂教授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进行了考察。主要探究了三大游牧部落的环境生态、动物生态与饲养、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汉帝国的交往互动。
游牧者们看似“自由”的抉择，乃是在一种生存境况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族群的发展并不能以高低为论，而是一种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王明珂教授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与辩证论述，希望以此形成对族群历史关系的新认知，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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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 跨学科视角：融合历史学与人类学，深入剖析汉代北方三大游牧社会。
- 生态决定论：揭示环境如何塑造匈奴、西羌、鲜卑的经济模式与社会结构。
- 本相与表相：透过历史表象，洞察游牧者与汉帝国互动的深层资源博弈逻辑。
- 对历史学、人类学及民族史感兴趣的学者与深度阅读爱好者。
- 希望打破传统中原中心视角，重新理解中国边疆与族群关系的读者。
- 关注地缘政治、社会结构演变及文明互动机制的研究者。
- 建议先了解基本历史背景，书中涉及大量专业术语与跨学科理论。
- 关注作者提出的“边界”与“抉择”概念，理解游牧并非自由而是生存策略。
- 可结合《华夏边缘》或拉铁摩尔著作对照阅读，以深化对边疆史的理解。
- 逻辑清晰晓畅，材料处理有条不紊，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历史认知框架。
- 打破了游牧民族落后的刻板印象，揭示了其作为生存策略的合理性与复杂性。
- 部分读者认为核心观点间联系稍显松散，但整体学术价值与阅读体验极高。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约两千年来，由前汉到19世纪中，内亚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可说是由两个循环圈——草原上部落分立与统一的循环，以及中国王朝一统与崩溃的循环——所构成，两者模式相异，但在历史过程上又彼此相互牵动。” “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象，它们产生于一些历史本相；更正确的说，它们产生于某种历史情境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 “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由殷商到西周时期，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
- "“……层层的自然环境都对人造成种种‘边界’……其次，利用种种生计手段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普遍以‘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保护资源领域，这又造成了一种‘边界’。这些共享与保护资源的人类社会群体，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也造成家族与家族间，部落与部落间，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各个人类群体还有性别与阶级边界。……即使在今日‘公民社会’在共享公民权利的人群中‘历史’仍造成意识形态上的边界，以区分谁是社会主流（主要民族或族群），谁是社会边缘（外来新移民，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 "由此角度来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或中原之人）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在本书第二章中，我说明由殷商到西周时期，移动化、畜牧化及武装化人群出现在黄土高原的北方边缘地带，并向南争夺宜于农牧之地。与此相应的是南方华夏认同逐渐形成，华夏诸国相聚以维护或扩张其领域资源。华夏向北扩张其资源领域，并筑长城以维护此领域，如此更促成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混合经济人群投入游牧生计之中。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之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
- "关于游牧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著作大多出版于1980年代以前，而这些民族志所载内容又大多是人类学者在1940至1970年代间采访所得。1970年代以后，或由于游牧地区之社会变迁，或由于战乱、饥荒，人类学田野调查及相关著作较少，且主题已有转变。前述游牧田野研究最盛的1940至1970年代，正是人类学史上的功能结构学派（functional-structuralism）与相关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背景也说明，为何这些民族志有类似的书写结构——其章节包括地理环境，经济生态与一年之生产活动，家庭结构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及其与外"
- "1978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游牧社会的论文集，书名即为Nomadic Alternative；充分表现人类学家基于生态研究（ecological approach）旨趣，注意游牧人群如何在不同环境中，选择或发展出各种游牧方式以适应当地特殊环境。这种专化适应常表现在人们饲养不同种类、数量的牲畜（畜产构成），有不同的季节移牧方式，兼营不同的副业（辅助性生计）而与外界或定居聚落发展特定互动模式，以及为配合这些生产活动而有特定家庭与亲属关系、部落组织，等等。"
- "将匈奴视为“民族”，可能忽略了“匈奴”此一政治体所涉及的人群很广，时间很长，且各部族似乎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此政治体。鲜卑名王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就曾在匈奴军中从征三年；显然此支鲜卑是以附从的方式加入匈奴军中。此说明加入匈奴军事联盟及其行动中的部族可能非常广泛，无论在客观文化或主观认同上，匈奴都不必是一个民族。或者，匈奴政治体的核心部分由几个大氏族部落构成，其周边还包括许多他姓氏族与他种部落。游牧民族志资料显示，一个以共同部落名号及共祖记忆凝聚的游牧部落，其历史可能很久远，但其族群范围、边缘与内部成员可能因情势而有相当变化；所谓“因情势变化的族群认同”（ situational ethnicit"
- "认知的边界、移动与抉择 汉帝国将领设下鸿门宴一次伏杀800多羌人豪酋，魏晋时一个鲜卑贵族自称“黄帝子孙”或“炎帝之裔”，匈奴呼韩邪单于对汉称臣并将其部落南移至长城边；我们应如何描述、理解这些历史事件？史家或指出事肇因于羌人叛服无常，或称此显示鲜卑之汉化或称汉帝国终于贏得与游牧帝国间的战争。在另一种历史观点下，历史学者指出汉帝国对羌人的残酷与道，说明鲜卑以一外族建立统治中国的征服王朝，或称南降的匈奴只是换个策略来掠取汉帝国的资源。这些多少只是读史者各据立场，各据其认同，对事件表相的描述与批评。这样的描述、解释、批评所构成的历史记忆，再度强化各种认同“边界”。 因此种种“边界”不只是存在于被研究者"
- "公元7世纪，吐蕃兴于藏南并北向扩张。在此王国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便是吞并青藏高原东缘的苏毗、党项、吐谷浑。吐蕃之所以能迅速扩张，并对唐帝国之西北造成严重威胁，主要原因便是其能凝聚这些被泛称为“羌”的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利用他们常用于内斗的武力侵入唐帝国西北疆，以分配掠得的物资来强化此军事联盟的凝聚。唐帝国恐党项、吐谷浑部族为吐蕃所用，因此让大量党项部族移入于今日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地。8世纪中叶，内徙的党项各部常相结为乱，他们或成为东侵的吐蕃军劫掠的对象，或加入吐蕃军以掠夺唐帝国州县，或加入唐军以对抗吐蕃。总之，因党项羌为处于吐蕃与唐之间的许多分散部族，这些部族各自选择有利于己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