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

费正清

出版时间

1991-11-01

ISBN

9787208012677

评分

★★★★★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全球史观下审视民国,中西文化碰撞深刻
  • 详实数据勾勒经济人口,打破传统叙事
  • 专题式写作,涵盖政治、思想与社会
适合谁读
  • 具备民国史基础,欲深入研究的读者
  • 对近代中国政治、外交、教育感兴趣的
  • 历史专业学生及学术研究者
读前提醒
  • 内容专业且细节繁多,建议耐心细读
  • 部分观点受时代局限,需辩证看待
  • 按专题编排,适合查阅而非线性阅读
读者共识
  • 史料详实严谨,提供全新观察视角
  • 翻译流畅,但部分章节略显拼凑感
  • 学术性强,非通识读物,阅读门槛高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曾经有人认为,“军阀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在近代中国政治力量不能与军事力量分离……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
  •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的袁世凯,当革命势力已掌握国家之时,应当承认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袁氏为避免与革命领导人发生冲突,表现出委曲求全;在其受到威胁时,则采取策略上的退却。但是,袁氏对革命后政治和社会开明景象的不满,不久就变得明显了;认为学生变得无法无天,感到鼓吹妇女平等将破坏家庭,也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纲常。在袁世凯看来,民国初年废除小学读经,是离经叛道的措施;抱怨在革命后,官场的规矩已荡然无存;各种税收被地方上的权势人物挥霍一空,农村一片混乱。总之,袁凯深感中国的落后,也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操之过急,要求多,与其主张的收缩整顿是相矛盾的。"
  • "“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个背信弃义的人,背叛了1898年的维新派;在辛亥革命中又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又背叛了民国。按照这种‘三叛’观点看来,袁世凯手握北洋军强大的军事力量,腹藏阴谋操纵人民的权术,为其提供再三叛变的机会;撒谎、欺骗、玩弄阴谋、暗杀,翻云覆雨,为其取得一条通至高位的道路。在追求个人权力时,袁氏是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迎合外国帝国主义的要求。简而言之,袁世凯成了20世纪中国所能找的,一切道德卑鄙、政治堕落的化身。在以后的年代里,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便是说其人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20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样做的。”"
  •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中央对于国家的行政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各项支出的改革。……袁世凯的北洋军虽依然受宠,但在压缩预算上也未能幸免。削减各方面的预算,袁世凯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最终摆脱外国债主的纠缠,但却违背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在袁世凯实行紧缩政策中,教育算是例外,袁氏不断宣说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以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根据这一思想的计划,特别重视推广全国免费的国民教育,即四年制的初级小学。”"
  • "“从整体上来看,袁世凯的教育政策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由湖北省原谘议局老练的局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著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目的是在学生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在道德方面的培养。袁世凯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文字母拼写汉字,以此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上一级学校的经费。袁世凯增设规模不大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预科’,以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袁政府对教育是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但却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和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当然不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
  • "“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护个人权利,调整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准则。在中国,宪法被视为凝聚集体力量,对当前社会目标的基本表述,也被看作是促进共识和方知误失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宪法,一直被认为容易随社会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 "“但也确有迹象表明,在这段时间(1916-1928)里,一些部的工作却取得相当成效。 在教育部的集中领导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准水平有了提高,入学人数也增多了。司法部之下的法院系统一致不完善,并未充分发挥作用,但享有正直的声誉;在法典编纂和监狱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新式警察,保持了很高的事业水准,在1928年,北京曾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尽管军阀企图干预,交通部属下的铁路、电报和邮政业务仍能赢利,又十分可靠。”"
  • "“北京政府各部中最有效的——又是遭受同时代人和后代人最猛烈的抨击的,也许是外交部。在军事和经济都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里,享有世界盛名的外交家——像顾维钧和颜惠庆等人,为了国家的利益,顽强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中国1917年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了该两国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其支付庚子赔款,还赢得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五年的期限。尽管中国的宣战纯粹是名义上俄,但战后还是以战胜国身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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