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它给出的结论,而在它抛出的那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同是“巫”的种子,为何在中国结出“礼教”的果实,却在西方长成了宗教与科学?李泽厚把答案安放在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子“释礼归仁”两次理性化之上,由此塑造了中国“一个世界”的此世品格——天也要讲道理、也得听老百姓的。然而正是这份“实用理性”与“天人合一”,被作者自己毫不留情地指认为阻碍独立科学与逻辑观念生长的根源。于是读者会陷入两难:既为“办事要兼顾义气面子”找到了文化层面的解释,又不得不直面它带来的个体自由之缺失。它适合那些不甘于只接受结论、愿与作者的逻辑漏洞反复较真的人,也适合想借这条线索重新打量自身日常困惑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