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

这本书最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它拒绝让「恶」成为一个可以敷衍过去的概念。谢林不承认恶只是善的缺失，而是逼问：如果一切皆出自上帝，恶从何而来？他的回答近乎冒犯——上帝自身内部存在着光明与黑暗、意识与无意识的张力，人正是被悬置于上帝与动物之间：动物不受此苦，上帝不受此苦，唯独人必须经历这场内在的撕裂。正因如此，自由才不是轻松的礼物，而是以恶的可能性为代价换来的真实。它适合那些不愿接受「神正论」式温和安慰、执意要直面恶之重量的人；也适合读康德感到困顿、想看看德国唯心论如何与实在论正面交锋的读者。代价是艰深：多数读者止步于「看不懂」与「戛然而止」。但正是这份不妥协，让它成为海德格尔盛赞的西方哲学史上独特的一本。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德国哲学家。一般在哲学史上，谢林是德国观念论发展中期的主要人物，处在费希特和黑格尔之间。解读他的哲学通常不太容易因为它哲学中关于自然的定义总是不确定的。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伟大但又捉摸不定的思想家，因为他在观点间的跳跃对于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说缺少一些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力量。另一些人认为谢林总是关注一些常见的话题，尤其是自由、绝对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谢林的思想和费希特一样也常常被轻视了，尤其是在英语语系的国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黑格尔后来的崇高地位，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故意贬低了谢林，将谢林描述为德国观念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注脚。其次是因为他的自然哲学，它常被一些实证科学家们嘲笑为缺乏逻辑推论和实践证明的。但他的自然哲学受到了浪漫派和大诗人歌德的欣赏，也得到了德国自然科学的欢迎。 谢林出生于1775年，1790年进入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父亲是这所大学的牧师以及东方文化教授。在这里他和黑格尔、荷尔德林成为同窗好友。1792年，他从哲学院毕业。之后他开始研读康德和费希特，两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青年时的谢林。1794年，他出版了一本阐述费希特思想的文章《论一种绝对形式的哲学可能性》（Über die Möglichkeit einer Form der Philosophie überhaupt,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Form of Philosophy）。这篇文章获得了费希特本人的认可，这使得谢林在哲学界获得了一定名声。1795年，谢林完成了他的神学学位论文。毕业后，他在莱比锡作过两年私人教师，在这期间他研究了数学、物理和医学，同时研读了维柯和斯宾诺莎的哲学。 1798年，年仅23岁的谢林受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讲授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在耶拿的日子里，他受到了浪漫主义影响，哲学创作进入了鼎盛时期，写出了他的早期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很快，他成了浪漫派的领军人物，并开始反对费希特的思想，认为它是深奥难懂的。1803年，谢林和他的妻子卡洛琳（Karoline）结婚（这件事造成了他和浪漫派的决裂），并离开了耶拿。 1803年-1806年间，谢林任维尔次堡大学教授，由于他“好战”的性格，使得他在同僚和政府中有很多敌人。同时他的思想也开始倾向于宗教神秘主义，1804年写了《哲学与宗教》一书。1806年，他移居慕尼黑，找到了美术学院院长等各种职务。1809年，他的妻子去世，同年他写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研究》（Investigations of Human Freedom）。文中他对于神秘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他阐述了康德哲学中对于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区分，他将自由定义为对善与恶的理解力（a capacity for good and evil）。这部集谢林晚期思想大成的著作受到了黑格尔刻意贬低，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海德格尔仔细研读了这篇文章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将黑格尔对此文的诬蔑评论为“由此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根上怎么也不能理解另一个同样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伟大之处。”但这篇文章的某种泛神论思想同样受到了叔本华的批评。1820年-1827年任埃尔兰根大学教授，1827年重返慕尼黑执教，并被推举为国家科学院院长。 直到1841年，他被普鲁士国王召回柏林，接替了黑格尔去世后留下的哲学教席。他试图遏制流行的黑格尔哲学浪潮，但没有成功，于1854年前往瑞士的途中不幸去世。谢林生前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名声和思想将会处于黑格尔的威胁和影响力之下，在他去世后的百年间，和黑格尔相比，他的知音寥寥无几。但他获得了海德格尔的至高评价，称他为德国观念论的顶峰，而不是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