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0年至今，五百年，五大洲。邦尼·G.史密斯把女性从历史的注脚里拎到正中央：她们供给军粮、繁衍兵员、经营贸易、在壕沟后守住村庄。《现代世界女性史》不列英雄榜，它拆的是藏在史书背后的那台机器——历史的“性别机制”如何运转，又如何在被看见时失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聚集在政府大楼前，欢庆国家对敌宣战。留下来的现场照片里，人山人海，几乎全是男人。原因朴素得近乎冷酷：那是有资格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的人。当时女人根本没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
同一场战争里，沙俄出现食物短缺，记述说人们要排队数小时才能买到基本食料。事实是，队伍中几乎都是女性。
两幅画面并排放着，历史就露出了它的取景框。一边是欢呼，一边是排队；一边被写进史书，一边被写成“人们”。
一台看不见的机器，把一半人从史书里删掉
史密斯给这个东西起了名字。她说，我们一直处在历史“性别机制”的暗箱中。性别是一组二元对立，也是一套等级：一方掌握权力，一方被褫夺权力；“男性权力通过女性的缺位得以凸显。只有男性才能被计入历史。”
历史书写声称历史关乎所有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的沙俄和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出现食物短缺，相关记述称人们排队数小时才能买到基本食料。事实是，队伍中几乎都是女性。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历史记载人们聚集于政府大楼前，欢庆国家对敌宣战。现场照片显示，人山人海几乎全都是男人——有资格通过考试进入国家公务员系统的人。事实是，当时女人根本没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
波伏瓦的说法是：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则是（被放逐的）他者。而这种放逐，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
这个模型的好用之处在于，它不问“历史里为什么没有女人”——那样你只会得到“因为她们没做什么”。它问的是：什么样的记录方式，会把做过的事算作没做。问题从道德换成了机制。
前线搏杀的武士背后，有一整套庞大的后勤供应系统。女性的辅助角色对军队而言至关重要，其作用不限于保障军需供应，而且在于繁衍新生命，补充军士战死或残废留下的兵员空缺。战争减员带来的人口萎缩直接威胁到民族的安定甚至存续。然而战争史认为，总体战直至20世纪才开启。那么，在政府尚未接手的年代，医疗救护、做饭洗衣这些后勤和军需供给由谁承担？
在一些美洲原住民部落中，对于男人要不要出征，女性有绝对发言权，原因在于须由她们承担物资供给和照顾伤员的繁重劳动。跨大西洋黑奴贸易中，非洲部落酋长卖给奴隶贩子的奴隶多为男性，女性很少，因为女人是当地的主要劳动力。这些事实为何我们知之甚少？答案就在记录本身：账本记的是货，不记记账的人。
这本《现代世界女性史》做的，就是把“谁被记录”从常数改成变量。变量一动，整部世界史就要重排座位。
战象倒下时，她驱象挡在丈夫身前
早期现代的统治权，大多需要亲身参与战斗，至少要在战场上露面，这标记了统治者的雄性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场上从未有过女性的身影。相反，大量女性以突出的战斗力、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军事领导才能声名远扬，有史可考者就有数百人。
1548年，暹罗与缅甸交战，暹罗王后素里育泰偕同丈夫帕贴拉差出征。战事中帕贴拉差乘坐的战象倒下，她驱策自己的战象挺身保护丈夫。帕贴拉差最终击败缅甸军，但素里育泰死于缅甸国王手下。多亏了她，帕贴拉差的统治才延续到16世纪60年代末。
宫廷里的权力也在家族内部运行。莫卧儿帝国前期，皇帝的母亲居于最尊贵的位置，享有特权并接受礼敬；母亲去世后，地位由皇帝的姑姑们接替，最年长的姑姑在皇族礼仪上权柄最大，甚至超过了君主的妻室。奥斯曼的苏丹之子长大后会被派往各地处理政务，母亲要离开宫殿前去辅佐——她清楚地知道，苏丹的众多子嗣及其母家之间存在激烈而血腥的竞争，一旦失败，她的儿子多半难逃一死。
苏莱曼非常仰赖许蕾姆的见解和提议，尤其是当他外出征战时，由许蕾姆向他汇报伊斯坦布尔局势走向，他据此研判政治需求，制定应对策略。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社会的上层女性有资助慈善事业的传统，许蕾姆也不例外，如她亲自规划并资助建造了耶路撒冷的汤坊，每天可为五百名穷人提供膳食，该机构直至18世纪仍在运作。
这些不是“例外证明规则”的趣闻。它们说明王朝国家的政治本就运行在家族礼仪、传统惯习和权力斗争的场域里——而家族里有女人。
嫁妆涨得太高，官员开始害怕
婚姻是资源与秩序的结算点。这一历史阶段的前期，中国世家大族为子女婚配所开出的价码相当可观。卫道士们忧虑嫁妆丰厚的女子会挟嫁妆而自重，甚至凌驾于丈夫和公婆叔姑之上。16世纪后期，嫁妆产生了新问题：公婆突然提出儿媳嫁妆不足，向女方父母索取更多财物、土地，并为此虐待儿媳。
官员们发现，嫁妆水涨船高会破坏家庭等级制度，乃至瓦解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书里给了一句极冷的判词：“个人主义不是福报，而是祸根。”
南亚的印度教徒，一些父母在孩子尚在襁褓中时就做了安排，更多父母会在女儿月经初潮前把她们嫁出去。大多数女孩出嫁时只有十几岁，最小的甚至只有八岁，她们的丈夫要大得多，有的已经三四十岁甚至更老。在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战争风云不定的时期，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也是维持家庭和社群稳定的方式。
然后是最锋利的一句：男人对女人的凌驾与控制，看上去带来了秩序和稳定。“看上去”三个字是刀。秩序不是压迫的反面，有时正是它的产品。
把“秩序”当关键词继续往下读，会走到另一条岔路上——《学衡派谱系》里另有一份关于礼、秩序与变革的账本。而这套秩序的余温至今还在家里：站内那篇《“妈妈，我爱你，但不喜欢你”——这句话，拆掉了多少中国家庭》，写的是同一条线的另一端的回声。
六条六英尺深的壕沟，和数万根玉米
除了生育，女性普遍参与生产劳动。她们大多务农，并纺织丝绸、羊毛、亚麻、棉布等多种织品，治病疗伤的本领尤其获得认可。在城市，会计、金融和商业的幕后管理工作也充分调用了女性的技能。在早期现代的很多地区，女性甚至在军队和警队中服役。
北美洲的曼丹人从事定居农业。妇女在河谷盆地中种植玉米、南瓜和其他蔬菜，用动物骨骼制成的农具翻耕土壤、收割庄稼。她们用苇秆、茅草和泥土建造大型谷仓，将玉米棒、南瓜片和肉片风干储存其中，作为过冬物资。她们挖掘深坑，储存数万根玉米。干旱降临、庄稼歉收时，这些女性回归古老的采集术，在辽阔的土地上采摘野果和草本植物作为主要食物来源。
眼见曼丹人丰衣足食，其他原住民部落来到他们的定居点换取食物和其他物资。而在物质普遍匮乏时，曼丹人往往没有什么可以提供，因此暴力入侵并不罕见。妇女带头组织防御：除了加固房屋，她们在村落外围挖掘六条6英尺深的壕沟，聚落面积如又扩张，则增设新的壕沟。此外，她们还修建防御工事和碉楼抵挡入侵者。
同一时期，暹罗的市面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