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Gordon Finlayson的作品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于爾根．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 是二戰後最為重要、擁有最廣泛讀者面的社會理論家之一。他的理論著作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不同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任何研究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或研究英國、德國以及歐洲的學者都無法迴避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之所以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哈伯馬斯是個跨學科理論家。他的學術涉獵之廣令人驚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 曾經提到過一種「沒有靈魂的專家」，這種人作為學者從來不去嘗試超越自己狹仄的專業領域，而哈伯馬斯恰恰與這類人相反。他的研究衝破了學科的界限，完全不像大多數研究人員和學者那樣螺螄殼裏做道場。對於他的思想，大多數讀者只能從其著作中窺豹一斑。其次，哈伯馬斯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他不僅是公認的社會政治理論家，還是當今歐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份子。他是德國左派民主主義的元老與靈魂人物，在捍衛自己哲學原則的同時，積極以公民而非學者身份參與到德國和歐洲公共領域對文化、道德、政治等普遍性話題的批判中去。 為了使本書盡量精簡，我對於哈伯馬斯的生平不作詳述。箇中原因不在於哈伯馬斯的一生不精彩——雖然學者的生平很少能稱得上引人入勝，而在於我還是認為作品比作者本人重要。(當然，我也不會簡略到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寫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那樣，在專著中就其生平僅漫不經心地寫下：「他生於斯地斯時，工作過，然後辭世了。」)哈伯馬斯生平所經歷的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影響並激發了他的著述，1945年二戰結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經濟與社會廢墟中誕生、冷戰、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等事件影響尤甚。 1929年，哈伯馬斯出生於杜塞爾多夫。他在一個德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家人識時務地適應了納粹政權，但也談不上擁護納粹。哈伯馬斯的政治觀點最初形成於1945年，他十六歲的時候。二戰行將結束之時，哈伯馬斯與當時幾乎所有身體健康的德國同齡青少年一樣，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戰後，在觀看了納粹屠猶的紀錄片並經歷了紐綸堡審判之後，他終於看清了奧斯威辛的駭人事實和納粹當權期間德國民眾在道義上的集體淪喪。 青年時期，哈伯馬斯曾在哥廷根大學、蘇黎士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過哲學。那時他談不上激進。1949年至1953年間，他沉浸於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中。但是，很快便對海德格爾幻滅了。這主要不是因為海德格爾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並公開支持納粹黨，而是因為他後來迴避這個歷史問題，拒絕對其行為表示任何懺悔，拒絕承認真相然後將這一頁翻過去。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屆政府成立，由保守派的阿登納(Konrad Adenauer )主政。對海德格爾，青年哈伯馬斯一開始滿懷期待與熱情，但隨即便感到了失望和上當；對阿登納政權他的態度也經歷了這樣的轉變。在他看來，這個政權代表了一個集體對不光彩歷史的蓄意否認和留戀。 1954年，哈伯馬斯憑研究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 )的論文而獲博士學位。之後，他便轉向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 和早年馬克思(Karl Marx ) 的作品，兩年後在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院成了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 的第一位研究助手。哈伯馬斯同情他在法蘭克福的老師阿多諾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 的經歷，這兩個人都有德國猶太人血統，因此兩人對於德國傳統在歸屬感上持有可以理解的矛盾情緒。從兩人身上，哈伯馬斯學會了如何批判地認同自己祖國的傳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使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懷疑主義的態度、被欺騙過的人的清醒的頭腦去繼承德國的傳統」。(《自主與團結》，第46頁)在這一階段，哈伯馬斯的著作變得更為激進，對於馬克思有更多的認同。對於霍克海默的偏好來說，這便過分了。這位法蘭克福研究院院長反感哈伯馬斯不加掩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哈伯馬斯暗地裏下了逐客令。1958年，哈伯馬斯離開法蘭克福去了馬堡大學，並在1961年取得了該校的任教資格。後來，他成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並於1964年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一職。在這段政治動盪時期，哈伯馬斯與學生激進份子卻產生了齟齬，這件事在當時眾所周知。雖然哈伯馬斯對於這些學生在總體上持同情態度，但在當時，他具有挑釁意味地把這些學生所持有的與所有權威都徹底對立的態度斥為「左派法西斯主義」。從1971年到1983年，他都在施塔恩貝格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當院長。1983年，哈伯馬斯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哲學，並在此建立了他作為西德主要社會理論家和受人尊重的民主主義左派發言人的地位。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了，哈伯馬斯親眼見證了隨之而來的德國統一。對於德國統一，哈伯馬斯和某些人一樣，對其統一進程的推進方式持激烈的批評態度。90年代早期，哈伯馬斯對於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 的著作、他的自由主義觀點以及美國的憲政民主興趣與日俱增。從左邊批評哈伯馬斯的人往往對他一生的學術活動進行漫畫式的描述，根據這類描述，他的一生始自馬克思主義式的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終於對美式自由民主的捍衛。這一漫畫式概括雖然表面上合理，但仍然膚淺，究其原因，乃在於未能理解哈伯馬斯複雜的政治與思想立場。哈伯馬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家，更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他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一直懷有深深的憂懼。但是，儘管他以與自己錯誤的政治文化見解相決裂的姿態，對西方民主傳統作出了趨於負面的評價，他又把西德對西方民主傳統的成功照搬說成是西德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正因為這個原因，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ph Dahrendorf )言過其實地稱哈伯馬斯為「阿登納之嫡孫」(《柏林共和國》，第88–89頁)，當然，這其中帶有戲謔之意。然而，儘管哈伯馬斯思想非常複雜，過去五十年知識界和政界又經歷了風雲突變，哈伯馬斯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還是保持了高度的連貫性。
于爾根．哈伯馬斯其人 于爾根．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 是二戰後最為重要、擁有最廣泛讀者面的社會理論家之一。他的理論著作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許多不同領域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任何研究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或研究英國、德國以及歐洲的學者都無法迴避他的名字。他的著作之所以擁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力，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哈伯馬斯是個跨學科理論家。他的學術涉獵之廣令人驚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 曾經提到過一種「沒有靈魂的專家」，這種人作為學者從來不去嘗試超越自己狹仄的專業領域，而哈伯馬斯恰恰與這類人相反。他的研究衝破了學科的界限，完全不像大多數研究人員和學者那樣螺螄殼裏做道場。對於他的思想，大多數讀者只能從其著作中窺豹一斑。其次，哈伯馬斯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撰寫了大量的作品，他不僅是公認的社會政治理論家，還是當今歐洲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識份子。他是德國左派民主主義的元老與靈魂人物，在捍衛自己哲學原則的同時，積極以公民而非學者身份參與到德國和歐洲公共領域對文化、道德、政治等普遍性話題的批判中去。 為了使本書盡量精簡，我對於哈伯馬斯的生平不作詳述。箇中原因不在於哈伯馬斯的一生不精彩——雖然學者的生平很少能稱得上引人入勝，而在於我還是認為作品比作者本人重要。(當然，我也不會簡略到像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寫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那樣，在專著中就其生平僅漫不經心地寫下：「他生於斯地斯時，工作過，然後辭世了。」)哈伯馬斯生平所經歷的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影響並激發了他的著述，1945年二戰結束、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從經濟與社會廢墟中誕生、冷戰、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1989年柏林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等事件影響尤甚。 1929年，哈伯馬斯出生於杜塞爾多夫。他在一個德國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家人識時務地適應了納粹政權，但也談不上擁護納粹。哈伯馬斯的政治觀點最初形成於1945年，他十六歲的時候。二戰行將結束之時，哈伯馬斯與當時幾乎所有身體健康的德國同齡青少年一樣，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戰後，在觀看了納粹屠猶的紀錄片並經歷了紐綸堡審判之後，他終於看清了奧斯威辛的駭人事實和納粹當權期間德國民眾在道義上的集體淪喪。 青年時期，哈伯馬斯曾在哥廷根大學、蘇黎士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過哲學。那時他談不上激進。1949年至1953年間，他沉浸於馬丁．海德格爾的著作中。但是，很快便對海德格爾幻滅了。這主要不是因為海德格爾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並公開支持納粹黨，而是因為他後來迴避這個歷史問題，拒絕對其行為表示任何懺悔，拒絕承認真相然後將這一頁翻過去。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第一屆政府成立，由保守派的阿登納(Konrad Adenauer )主政。對海德格爾，青年哈伯馬斯一開始滿懷期待與熱情，但隨即便感到了失望和上當；對阿登納政權他的態度也經歷了這樣的轉變。在他看來，這個政權代表了一個集體對不光彩歷史的蓄意否認和留戀。 1954年，哈伯馬斯憑研究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 )的論文而獲博士學位。之後，他便轉向了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 ) 和早年馬克思(Karl Marx ) 的作品，兩年後在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院成了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 的第一位研究助手。哈伯馬斯同情他在法蘭克福的老師阿多諾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 的經歷，這兩個人都有德國猶太人血統，因此兩人對於德國傳統在歸屬感上持有可以理解的矛盾情緒。從兩人身上，哈伯馬斯學會了如何批判地認同自己祖國的傳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使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懷疑主義的態度、被欺騙過的人的清醒的頭腦去繼承德國的傳統」。(《自主與團結》，第46頁)在這一階段，哈伯馬斯的著作變得更為激進，對於馬克思有更多的認同。對於霍克海默的偏好來說，這便過分了。這位法蘭克福研究院院長反感哈伯馬斯不加掩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哈伯馬斯暗地裏下了逐客令。1958年，哈伯馬斯離開法蘭克福去了馬堡大學，並在1961年取得了該校的任教資格。後來，他成了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授，並於1964年又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擔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一職。在這段政治動盪時期，哈伯馬斯與學生激進份子卻產生了齟齬，這件事在當時眾所周知。雖然哈伯馬斯對於這些學生在總體上持同情態度，但在當時，他具有挑釁意味地把這些學生所持有的與所有權威都徹底對立的態度斥為「左派法西斯主義」。從1971年到1983年，他都在施塔恩貝格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當院長。1983年，哈伯馬斯回到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哲學，並在此建立了他作為西德主要社會理論家和受人尊重的民主主義左派發言人的地位。 1989年11月柏林牆倒掉了，哈伯馬斯親眼見證了隨之而來的德國統一。對於德國統一，哈伯馬斯和某些人一樣，對其統一進程的推進方式持激烈的批評態度。90年代早期，哈伯馬斯對於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 John Rawls ) 的著作、他的自由主義觀點以及美國的憲政民主興趣與日俱增。從左邊批評哈伯馬斯的人往往對他一生的學術活動進行漫畫式的描述，根據這類描述，他的一生始自馬克思主義式的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終於對美式自由民主的捍衛。這一漫畫式概括雖然表面上合理，但仍然膚淺，究其原因，乃在於未能理解哈伯馬斯複雜的政治與思想立場。哈伯馬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家，更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者，他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一直懷有深深的憂懼。但是，儘管他以與自己錯誤的政治文化見解相決裂的姿態，對西方民主傳統作出了趨於負面的評價，他又把西德對西方民主傳統的成功照搬說成是西德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正因為這個原因，德國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ph Dahrendorf )言過其實地稱哈伯馬斯為「阿登納之嫡孫」(《柏林共和國》，第88–89頁)，當然，這其中帶有戲謔之意。然而，儘管哈伯馬斯思想非常複雜，過去五十年知識界和政界又經歷了風雲突變，哈伯馬斯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還是保持了高度的連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