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先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然後解釋給讀者，然而我要指出，若說親歷的歷史和歷史學家重構的歷史涇渭分明，就是過度簡化，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於歷史學家而言，親歷的歷史或許凌亂混雜，於親歷者而言卻並非如此。人們生活中當然有紛繁複雜的部分，但是，至少一般來說，我們每個人認識自己的生活，並不會覺得它混沌繁雜。所以在個人層面、個人親身經歷層面，敘事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柯文
六十年一甲子，是為重要的循環。著名美國歷史學家柯文從治學中國歷史至今六十年出頭，回頭審視他所走過的路，正當其時：「研究中國歷史已有六十個春秋，我對中國歷史和歷史本身的思考，經歷了一系列演變。」到底柯文的學術事業在何處開啟？一些節點他的觀點如何轉變，又為何轉變？現在的他如何思考？
柯文的學術著作關注十九、二十世紀，在不同程度幾乎都與中國與西方交流、中國與西方影響下的日本交流有關，但其生涯中長久縈繞於心的，是志於深入中國，像中國人自己親歷歷史一樣，最大程度地重構中國歷史，而不是關心西方人自以為富有價值、自然而然、符合常規的歷史。
「一本回憶錄自然是一段歷史。歷史學家寫下學術生涯回憶錄，與當時打下學術生涯大不相同，需要兩種大相徑庭的思維方式」—柯文選擇《走過兩遍的路》作為題目，本意即為如此。書名象徵著一個關鍵分別：當初親身經歷的歷史與後來重構的歷史迥然不同。重構歷史時，人們已然知曉結果，歷史學家會把精力放在理解上，解釋為何出現這樣的結果。
柯文認為回憶錄作為歷史的一種形式，往往講述當時或隱而不發，或未曾存在的視角。因此，本書價值在於：一、探尋柯文成為歷史學家的一波三折的故事；二、當研究生期間與兩位主要導師、史學泰斗費正清和史華慈的交流經歷；三、深入職業生涯的幽微之處，譬如訴說出書過程中艱難險阻、鮮有人知的故事。
「這本書既引人入勝且博大精深，不僅為我們描述了柯文的學術面向，而且還引介了其本人的著作，他討論了他心目中的主要著作，並且透過多元的視角提出了有關歷史書寫的饒有興味的想法。有些時候，柯文對自己做過的事情不以為然地自我批評，例如，為讀者寫就了一個題為〈中國中心觀的局限〉的章節，也花了大量時間討論一些引人入勝的問題，包括經常迴避他的新研究思路的部分出版人。他對歷史學家技藝的熱忱和熱愛，使得這本書與平鋪直敘的學術回憶錄相距甚遠，讀者甚至可能會忘掉這本書其實是由一個博學多才、嚴謹治學的人所撰寫。」
—John Butler（加拿大 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North in The Pas 人文學榮休教授）
柯文（Paul A. Cohen），1934年生，美國麻省衛斯理學院亞洲研究及歷史榮休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1955年進入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及史華茲。研究興趣包括清史、中國思想史、中西關係史、歷史編纂學、國家主義、批判性歷史與公眾記憶之間的衝突。其超過半世紀以來的代表作包括《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與歷史對話》(Speaking to History)、《歷史與大眾記憶》（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等。
劉楠楠，香港大學翻譯與傳譯哲學博士。
- 柯文六十载治学回顾，梳理学术思想演变轨迹
- 探讨亲历历史与重构历史的本质差异及叙事价值
- 揭示北美汉学范式转型，从西方视角转向中国内部
- 历史学研究者及对中国近现代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史学方法论、历史哲学及学术史发展的学者
- 希望了解海外汉学家治学心路历程与出版内幕的人
- 本书侧重学术反思而非生活琐事，需具备一定史学基础
- 建议结合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等代表作对照阅读
- 注意理解“走过两遍”指亲历与重构两种历史视角的转换
- 不仅是回忆录，更是20世纪史学简史与历史哲学著作
- 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自觉意识，对历史与故事关系解读精辟
- 出版历程曲折，展现了年轻学者面对学术困境时的坚持与真诚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撰写回忆录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回望人生前事，希望经过岁月的历练自己能更加明智。"
- "这些段落的价值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其理论结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传统”与“现代”并非截然对立，互不重合。历史学家高慕柯（Michael Gasster）总结该问题时说：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大多数社会是二元的，不是要么现代、要么传统，而是混合了现代与传统，他们是“文化变革正在发生的体系”，之间的差别在于“现代”和“传统”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的最佳诠释是，现代化是一个走向现代性某种情境的过程，但这种情境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诚然，现代性没有最终达成情境，只有诸多现代力、传统力之间不断调整的渐进过程。’就此我仅补充一句，我认为将方方面面必须限制在“现代”和“传统”这两个壳子里毫无"
- "当历史被视为经历时，义和团便不再那么直接地适用于叙事性的目的了。这里追光不打在历史学家作为重塑者的意识上，而在历史当事人的意识上。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历史学家都是相似的，但一开始创造历史、亲身经历的人各有各的不同。打仗、竞选、棒球赛、初恋、期末考试，每一个本质上代表着不同经历。不同的类型无穷无尽，每位个体的经历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义和团运动既然主要经历事件包括旱灾、降神附体、法术、谣言、死亡，这样的事件能说明普遍经历的过去吗？“普遍经历”这一概念难道不是矛盾的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上面对于义和团作为事件代表性的解答，有多个层次。最具体、最特别的是，在卷入义和团的那个夏天，人们的经历跟"
- "一本回忆录自然是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写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回忆录，可与当时构建学术生涯大不相同，这需要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一我选择《走过两遍的路》这个题目本意即如此。这个题目象征着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十分不同。经历时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我们都不知道最终会如何；然而重构历史时，我们已然知晓结果，历史学家会把精力放在理解上，解释为何出现这样的结果。在最后一章中，我会就这点详细说明。"
- "衡量中日之间的现代化经历，还可以将中日与世界比较，西方冲击只是其中一个变量。这样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中日的现代化进程都相对较为成功，中国可能落后于日本，同时起步也更晚。 比较时一定要注意，成败、快慢这种词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比较中日现代化进程时，关键问题不是为何两国回应西方速度不同、成败结果不同，而是为什么只有外界刺激“大举入侵”之后，中国现代化才开始，而日本的现代化早在外界侵犯前就已经开始了。"
- "我当时公开承认此框架仍属早期探索，很不成熟，用了许多词削弱观点力度。°我在深入撰写下一本书《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时，才得以让自己稍稍远离《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更为明晰这本关于王韬的书弱点在何处，以及该怎样加强。而弱点之中最紧要的，是我在此书中流露出这样的倾向：清未中国变革的主要衡量标尺是西方对中国体制及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冲击。这样的倾向在此书最后一部分以及前几个篇章中都有所显露。也就是说，我把西方对中国生活的影响与变革画等号，这么做有三重影响：其一，忽视或边缘化了中国的内生变革；其二，书中称设置机构、实施变法的过程为“合法化”，而这种“合法化”被我过度简化为“中国化”和“去西方化”"
- "20世纪60年代，学界的两个进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科学和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之间嫁接融合的语境。一是认识到社会史的重要性，催生了一大批前人未曾预见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合作的机遇与成果。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更加明辨社会科学理论中深藏着的一些狭隘地方主义，即使这种批判性思维依然有限、微弱，但狭隘地方主义必须被根除。这方面开拓新路的自然是人类学。人类学的研究主体往往是西方之外的社会，因此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都能更敏锐地看到种族中心偏见的危险之处。"
- "出书是年轻学者人生的艰难时刻，我要告诫的是，最关键的是要扪心自问，对自己尽可能诚实，自己觉得写出的东西是否真有价值，自己是否深深相信自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从选择，必须坚持到底，不要丧失希望，谨记出版社也是人开的，决定也是人做的，而人在做决定时很可能千奇百怪、令人费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