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不在它如何论证「权力无孔不入」，而在它揭示了一种奇特的历史悖论：清代统治愈稳固、太平愈久，文化管控的网反而收得愈紧。王汎森笔下的乾隆，一面大兴文字狱、借编修四库施行刻意的集体遗忘，一面又亲自下场纠正朱子注的地理错误、把高官当研究助理——专制与考据竟同根而生。读者真正被触动的，是那种由官方压力层层渗透、最终由文人在无名心中自行运作的自我压抑：人们学会不写什么，与写什么同样构成历史。它适合对「盛世如何孕育自我审查」这一机制感兴趣的人，而非仅需一部清代学术编年史的读者。
作者简介
王汎森 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擔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其間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並於200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到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學術史等領域。著有《章太炎的思想》（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主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等書。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借福柯理论剖析清代权力如何渗透至日常微观生活
- 探讨思想禁制与自我审查如何重塑文人心理与学术
- 揭示政治高压下公共空间萎缩及非政治化心态形成
读者共识
- 视角独特深刻，揭示了权力在细微处的巨大影响力
- 部分读者认为笔法略显啰嗦，存在翻译腔或标题党嫌疑
- 省过会等篇目被视为社团史研究的标杆，极具启发性
精彩摘录
- "乾隆朝的空气比先前紧张，原先不必删除的，现在往往成了大间题。警如前述史申义集子中出现的钱谦益、屈大均及对永历帝的怀念雍正朝并不觉得敏感，但在乾隆时代便成了大问题。忌讳的层面在扩大，紧张度在增强，民族问题成为急遽集中的论题之一。人们或许要问，当清代统治愈趋稳固之时，在文化政策上应日渐宽大松弛，在种族问题上理应更无所谓，何以竟然适得其反呢？元代历史显示，当蒙古势力越强，政局越稳，对汉人、南人的防范也越颜。可见有时候各种禁制措施的实行，是决定于有没有能力去执行。正因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网收紧。"
- "〔133〕黄宗羲黄竹浦老门口，正是三江——甬江、剡溪、姚江交会处。由郑梁的“遇师甬江浒”诗句来看，黄氏是循甬江而来的。参见注119。"
- "故本文是在探讨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为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如何形成毛细管作用，深入到各处，以及权力在极小的范围，尤其是在无名的文人心中自行运作的实况。"
- "乾隆虽然不允许百姓侮蔑先圣，但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却一再批判古书及古代圣人，他对语言相当感兴趣，对地理的考证兴趣也很高，有时候甚至把高官当成他的研究助理。譬如为了改正朱子注的错误——朱子说泾水浊、渭水清，他派陕西巡抚秦承恩（？-1809）亲自到渭水考察，而得出「泾水清、渭水浊」的结论。"
- "(编修《四库全书》)整体的结果是一种大规模的、刻意的集体遗忘，人们的知识与记忆空间被重新规范了，使得二百多年中占据人们思想意识世界主要位置的是另一批知识与记忆。 官方的禁书目录之外，还有许多“有问题”的书也悄然地隐入历史的角落，我们如果披读周作人、郑振铎、黄裳等人的藏书序跋即许多藏书志"
- "“写作的历史”（history of writing ）不只是写什么，而同时也是不写什么的历史。在英国，专业评论崛起之后，文坛创作起了许多变化。写什么、不写什么，本身即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文学如此，其他部分更是如此。或者我们可以说，在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会形成“网格”（grid），在再现（representation）的过程中，无所不在地筛选着不可以被表述及可以被表述出来的部分，使得人们是“用他的想法在呈现我的想法”。这些“网格”是由各种文化力量及政治力量形成的，它的范围非常广，譬如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书写中都有一些潜在的“格套”或“网格”（忠义、名宦、循吏、节烈…），使得历史的书写总是"
- "乾隆自己说的，“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成，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朕”。此外他突出对帝王的“忠义”文化，如将关帝”由“壮缪”改称“忠义”，还有其他历史人物的改称或重新评价，以及乾隆朝大臣谥号中“忠”字特别多，都是为了宣扬、树立忠义文化，这个忠义文化也是超越藩篱的。 乾隆皇权观的第三个特质是“春秋，天子之事”。因为是天子之事，所以一切以天子的眼光来看，那么真正要紧的是对当朝的绝对忠，以保证本朝统治的正当性及稳固性。这种纲常思想是以君王为中心出发考量，而且是压倒一切的，所以他认为胡安国（1074-118）的春秋胡氏传》是“胡说”，即因为胡安国的书华夷观太强，压过了君亲之优先。从前述"
- "其中尤以《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最被称道，而阮元那两句话便是从《左传杜解补正》的“提要”而来。那一条提要是这样说的： 炎武一名绛，字宁人，昆山人，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细心的读者会很快地发现，《四库提要》中作“国初”，而阮元作“国朝”，一字之差，颇具意义，此后各种版本的列传皆用“清朝”（如《清史列传》），一直到民国的《清史稿・顾炎武传》オ又改回“清初”。由这一字之异，我们可以推测阮元同时在做两件事：尊崇官方的功令，如引乾隆上谕而以顾栋高为传首，如引《四库提要》的评价，以《四库全书》是否收存为去取之断，而且在编辑《皇清经解》时，以四库馆臣一再称道的《左传杜解补正》为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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